包邮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一部传记体的思想史写作，本书向我们呈示出个体的生存际遇
与章学诚思想的具体展开之间的内在关联。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个体的偶然遭际如何将章学诚带到一个又一个似乎与其本来志向无关的
问题和工作面前，而他又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沉迷在对这些偶然的题材的
思考当中，并*终从这些零碎的思考中通达出来，回归并丰富他的思想主
题。
    历史书写的方式与历史书写的品质，以及书籍分类系统与文章的品
质之间的关系，作为两条彼此关联的思想主线，贯穿章学诚思考的始终。
由此渐次展开的校雠文史之学，以及以“六经皆器”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只
有深入其思想整体的内在理路，才能获得充分而真切白勺理解。而这既是本
书的着力点，同时也是它*具神彩的所在。    ．
    我想对本书的两位编者、诸位撰稿人和中国思想委员会表示祝贺，他
们的作品为英语世界新增了一份关于中国的珍贵的传记资料。
    ——E．G．普利布兰奇，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员公告栏
    一本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孔子思想和作为的宝贵作品。
    ——《东方和西方》
    195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思想的讨论，并出了数卷论文合
集，本书就是这些合集中的第五卷，也是*后一卷。这些文集共同构成了
美国汉学家的部分*杰出成果，同时，每卷书又各有其特点。本卷作品延
续了前四卷文集设定的高标准。
    ——《历史学者》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
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
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
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
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
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
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
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
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
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
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
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
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
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
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第七章  史家职业
    琢玉为器，所弃之玉，未必不良于所存者也。玉人攻去
    而不惜者，以为瑜而无当，不异于瑕也。
    《杂说》
    1789年夏，章学诚在离开太平及徐立纲的热情款待之后，转而开
始着手编纂《亳州志》。与此同时，他意识到这一支持的来源不能持
久，便向他旧时的庇护人毕沅求助。毕此时任湖广总督，定居于湖北
武昌，在那里，他继续慷慨地支持学术研究。章学诚给毕写信，说他自
己处于困窘之中(“一钵萧然，沿街乞食”)，然后请求去湖北拜访。
1790年3月，他的地方志完成了。章学诚来到武昌，再一次受到毕沅
的欢迎，毕给他提供了一处寓所。此后四年，章学诚一直待在这里，只
带了一个小妾在身边，将其他的家人留在了亳州。1793年，他将他们
(与他的书籍、父母的棺木和孙子一道)移回浙江会稽的祖居。①
    结果，他再一次长期与家人分离。他的儿子们如今都已20多岁，
长子章贻选已于1788年在北京参加乡试。也许正是这种与家庭的分
离与对儿子教育的兴趣结合起来，促使他在1790到1791年间写了七
封令人兴奋的“家书”。通过一再提及他自己的兴趣和早年的轶事，章
再一次表达了个人的学术思想。他格外强调他对史学的兴趣。他写
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②这一兴趣
和天赋将在其后的五年里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主要是作为一个史家
而加入毕沅的学术群体里的。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和书信中，他主要将
自己表达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批评者。
    这并不表明章学诚学术趣味的变化，而只是对他来说一向重要的
兴趣的一次聚焦而已。这些兴趣*早表现在他私下里进行的编纂东
周史的尝试中，在1763至1764年间帮助他父亲编纂天门志时得到了
进一步的加强，当时他写了《修志十议》一文。1765年，对刘知几的“发
现”明显地刺激了他，此时开始着手撰述自己关于历史写作的形式和
原则的著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兴趣转向目录学和学术史，特
别受到了刘歆思想的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目录学和文学
的兴趣显然也是历史性的，而他的文风的范例则效法那些伟大的史
学家。
    章学诚对写作的纯文学方面的着迷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不
考虑这一点，甚至他所说的有关历史编纂学的展开以及他对新的历史
形式的建议也几乎无法理解。但在1770到1790年间，当他*关注学
术史、教育和文学艺术理论时，他仍不时在修撰史志。1773和1774
年，章学诚编纂了《和州志》，此时，他写道：作为一个史家，他应该关注
历史“观念”。在这一时期，他与戴震就地方志的功能和形式问题发生
了争论。1778到1779年，他写了《永清县志》。1783或1784年，他编
纂了永定河志。1788年，他在历史写作和写作的历史这两方面的兴趣
汇集到了《史籍考》当中——这是一个运用朱彝尊的方法来处理经典
研究目录的计划。章学诚在《史籍考》上的工作在1789年被搁置起来
(这是他在其他的方面成果丰硕的一年)，但他在这一年的文章中至少
有一篇是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的(关于脚注的处理)，而另有一篇文章
(《说林》)在一个重要的部分里也讨论了历史写作的问题。在1789
年，章学诚还不时要为徐立纲编纂族谱，并着手撰述他的《亳州志》。
    然而，他在武昌度过的五年构成了他生命里一个持久的从事历史
写作和研究的时期。在此期间，章学诚写出了他关于史学研究的性质
及历史写作的历史、形式和目的的*有意味的文章。其中*重要的是
下面这几篇：③   
    《答客问》。写于1790或1791年，分为三部分。是“章子，，与
    “客”的一次对话，其中详细阐述了他在此前的《申郑》一文中提出的
    观点，并为之辩护。
  ，    《释通》。写于1790或1791年，是一篇分为两个部分的长文。
    **部分追溯了那些学术写作谱系的历史，“通”字可以用于其上；第
    二部分讨论一部“通史”相对于一部严格限于一个单独朝代的历史的
    具体问题和优点。
    《史德》。写于1791年。是一篇关于史学家对待他所写的人物
    和事件的态度以及历史批评家对待他所评价的历史作品的态度的文
    章。章在这两个场合中讨论了作出偏颇评价的危险。
    《史学别录例议》。写于1792或1793年。此文建议将一部史书
    的材料的提纲插在它的目录之后。
    《方志立三书议》。可能写于1792年。这篇文章建议一部地方
    志应该包括：(1)志；(2)掌故；(3)文征。
    《书教》。可能写于1792年。分为三部分。是章学诚关于历史
    写作的发展、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一部良史的一般特征等问题的
    观点的综合。
    尽管这些文章是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写成的，但它们仍有明显的关
联并与章学诚当时正在做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只能作为一
组文章并与章此时的研究和生活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明智地检讨。
    章学诚的《亳州志》在他从1790至1794年的学术研究中，与他在
武昌的工作有着相同的分量。章于1789年在裴振的资助下开始从事
《毫州志》的编纂，并有些仓促地完成于次年春，因为他急于去武昌。
然而，他对他刚刚完成的这部著作仍感兴奋。他在写给周震荣的信中
生某些细节上提到了它，并且狂放地说：“此志，拟之于史，当于陈、范
亢行。”他有点期望他的同时代人(这些人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过去)
会注意到这部地方志，尽管日后也许会有真正的史家认识到它的伟
太。但不幸的是，他的朋友裴振于1790年末去职，这部地方志*终没
守刊印。它现在似乎已经佚失了。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