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漕运.群体.社会-明清史论集

    终是动手编辑了这部论文自选集，但一直犹豫、惶恐。原因主要
有三，一是在自身的学术生涯中，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现在即以自选
集的形式结集出版，似乎有些妄作总结的意味；二则近年来，自己一
直在进行学术转型，即从原来的经济史研究转入社会史的研究，努力
拓展学术视野，希望写出更有价值的成果，与同行构成对话；三是回
首既往的学术道路，已有的成果不乏缺憾，因此缺乏集中展示的勇
气。但历史系统一的学术文集出版规划让我盛情难却，感激之余，细
细想想，将以往的成果做一个了断，汇集成册，日常也好警示自己做
出更好的成绩，岂非一桩好事。整理过程中，确实更加明了自己的不
足以及日后努力的方向。
    二十年的学术研究，多半时间投入到了古代经济史领域，其中尤
以清代漕运费时为多，这是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在吴量恺先生
的指导下，精心选择和确定的一个课题，这个选题在我进入学术领域
之后，成为了一段时间的主要研究方向，并引领我由浅入深地探究中
国古代的诸多社会历史问题。劳作之余，常由衷地感怀指引我进人
学术殿堂的吴量恺先生。也常想起师兄周积明先生在同桌研读时对
我的点拨：选题一定要有很好的可延续性。多年来，我不仅谨记他们
的恩泽，而且不断地把他们给我的许许多多，传达给我的学生们。
    漕运的研究，大体以《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完成和出版而告
一个段落。虽然拙著出版之后，仍发表了数篇关联文章，但皆为零碎
思考。《漕运与中国社会》的成稿，受益于我博士学位的攻读。1994
年，我成为了熊铁基先生的**届博士弟子，在熊先生的精心指导
下，我确立了“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学位论文选题，恰逢教育部将这
一选题列为“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基金项目，于是，借两股东
 风，一就二便，将多年思考的漕运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一个较
为全面的思考。
    此集收入的有关漕运的文章基本属于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从学
术价值来讲，客观评价，多是有学术创见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同时，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两度前往北京，
数月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包括中国**
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材料。这两个方面是我在漕运问题研究中颇感安
慰之处。但对于《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我始终不甚满意，主要问
题在于，我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把握漕运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
但因为当时自身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素养不够，并且全书仅从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制衡等几个大的方面观照漕运与社会的关系，没
有进一步深入社会的基层和深处，因而，是书的不足也便显而易见
了。不过，这也便使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志向，就是在条件成熟的
时候，重写《漕运与中国社会》，或从一个更为具体的视角，切入漕运
领域，真正运用社会史的范式，揭示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这个愿
望的实现确有了一个很好的契机，2006年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推进
漕运研究的平台。
    近年来，对我学术研究触动*大的，莫过于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和
国内学术界的动向。一批学人在不断深化、细化学术研究领域的同
时，又不断促成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如今，多学科交叉下的史学
研究可谓风起云涌，精彩纷呈。大概是从上个世纪的*后一年，我在
接触了大量学科前沿的学术成果之后，学术理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并决意实施自己的学术转型。转型的过程大致费时5年，文集中收
录的这个时期的论文，大致反映了转型中的一些思考。转型是必须
的，作为一名学者，如果脱离学术发展的主脉，不能站在一个合理的
 学术平台，与学术界不断进行对话，那么其学术研究是不具有生命力
的。不少学者喜于标榜自己的研究属于无人研究的空白之域，屑于
开拓性研究，然其成果始终不能与学术界形成对话，这种研究便在研
究基础和学术意义等方面存在问题，同时，这种研究也无法实现真正
的学术创新。
    其实，许多人对于学术创新存在误解，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别人没
有做过的研究或者成果不多的研究，便为创新研究，殊不知，这种创
新或为浅层创新，或者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近二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可谓日新月异，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
势，其中*为主要的原因，一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二
是国内学术研究强烈的转型需求。显然，这一时期国内学术领域所
遭受的国际学术发展潮流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国内学术界在国
门封闭三十多年之后，重新审视国际优秀学术成果的时候，发现我们
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和方法，还是视角与基点，甚至于材料的运用，竟
然如此的狭隘。于是，在大量接受海外学术思潮的同时，学人们纷纷
改进学术研究的路径，力图使自己的研究与国际接轨。尽管不少学
人由于种种原因，仍固守原来的阵地，甚至排拒一浪紧随一浪的学术
潮流，但一批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成功地促成了自身的学术
转型，或直接以后来居上的姿态，整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运用
于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其中，这些学人孜孜以求的便是不断的学术
创新。
    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创新，否则学术发展便无从谈起。然而，“学
术创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不少学人经常挂在口头却鲜
有认真思考的问题。学术创新有其特定的内容，并具有强烈的时代
特性。学术创新是一种素养，一种自觉。以史学研究为例，学术创新
至少应该具备如下内涵：
    **，必须与学术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并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
对于学术界(尤其是自身耕耘的学术领域)的发展动态与时代脉搏
保持高度的关注和把握，否则便易导致重复劳动或保守的学术理念；
 同时，对于不断推陈出新的学术范式予以重视，这是学术研究取得重
大进展的重要标志，科学的发展一直就是在新范式与旧范式的不断
更替中前行的。
    第二，广泛涉猎或掌握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及其发展动向，对于
史学研究而言，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极
大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史学研究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拓展研究领
域、更新研究范式；其实，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的、
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无不得益于相关学科的启迪和交互渗透。
    第三，培养良好的问题意识，这是深化学术研究、不断开拓学术
领域的前提条件；明确地确立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建构解决问题的
论证体系，是当前史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转型的环节，人们往往习惯于
提纲式的研究路径，在一个完整提纲的设定下，完成为我所用的材料
的填充和取舍；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确非解决问题的良方，相反，在这
种庞大而宽泛的体系中，人们更多的是只见框架建构而鲜见深人的
发掘，只见对于历史的勾勒而鲜见对于问题的解析和理论的提升。
    第四，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对话意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
上，我们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可对相关研究形成修正、补充，或者推翻、
取代，这些需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学术观点的明确提
出，形成与已有研究成果和学术体系的交流，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具有
极大的推进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惯于标榜自己的研究是如何的具
有开创意义，如何具有填补空白之功，这种研究并非不好，但是，其
一，没有任何一项研究，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前人的研究；其二，没有
“对话”的研究，与传统小农经济中的小块土地耕作无异。脱离大的
学术研究环境，又怎能对整个学术发展形成助益。
    第五，必须要有开阔的材料视野，材料收集、整理、运用是史学研
究的基础，任何史学成果都不可能脱离这个环节；但是，史学研究长
期基于对传世文献材料的理解和挖掘，这不存在错误，因为传世文献
(尤其是传世经典文献)是我们考察那个时代的主要依据。但是，客
观地说，一个时代留存后世的绝非仅仅只有传世文献，换言之，传世
 文献只是那个时代流传后世众多实物的一种。因此，我们在研究历
史问题的时候，必须全方位地收集材料，诸如地下出土文物、地上遗
存实物、民间文书、口传资料等等，都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审视某一
段历史。今天的历史研究，不少成果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通过广泛的材料收集和运用，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给史学
研究带来了生命活力。
    学术研究只有在不断创新的态势下，才能取得不断发展的成就。
但是，学术创新必须避免三种倾向，其一，学术研究中贪图新异，以标
新立异为终极目标，如在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套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
方法，直接搬用新的研究范式；大量使用新概念、新名词等，但缺乏实
质性的新的内涵，这种创新只是形式上的新，无异于学术创新的废
品；其二，抱残守缺，不问学术发展的趋势和变化，无视学术界对于相
关问题研究的进展，孤芳自赏，这种现象近乎把玩学术；其三，排斥、
抵抗史学研究中大量相关学科的渗入和新的研究范式的冲击，致使
其研究离学术发展的主流越来越远。
    当然，学术创新还有许多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倍加关注和
解决的，如在引进国际学术研究中新的范式的同时，我们如何建构好
本土化的学术体系；在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如何使史
学研究能够始终保持本学科的特色；在不断的创新中，如何发扬史学
研究的优秀传统，等等。
    此论文集选择了30余篇论文，虽然只是这一期间所发表成果的
一部分，但确是我着力较多之处。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
漕运研究系列论文，二是对于明清社会群体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理解，
三是研习随感。
    漕运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这些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其
一，从总体上条缕中国漕运，总结其特质，具体论证了“漕运”的定
 义、漕运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动因、漕运发展的阶段特征；其二，漕运与
古代政治的关系，分别探讨了漕运与集权政治的关系以及漕运吏治、
漕运改革、漕运秘密组织等问题；其三，漕运与社会制衡的关系，从籴
与粜、赈济灾荒等政策措施，揭示漕运在社会调控与制衡方面的功
用；其四，漕运与农业经济的关系，着重探讨了漕运与农业发展、小农
经济及商业经济的关系；等等。
    明清社会群体是我近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学术研究的重心，通
过对于社会群体生存状况及其互动关系，审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变
动。研究中，力求从社会史的视角，运用多学科交叉，进行深层次考
察。文集中选取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士人群体与官僚群体。如对于
《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复社士人群体和岭南士人群体的研究，通
过对其时代背景和行为特征的考察，把握明清之际士人的价值取向、
救亡意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人的年龄与寿命去关照历史是
一个颇有意义的视角，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忽视。对于明代阁臣
寿龄的研究，以寿龄为切人点，探讨明代内阁大臣的高寿现象，考察
其高寿现象的普遍性，及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包括：政治格局、君臣
关系、阁臣的性格与品质、阁臣的致仕等；论文力图通过对阁臣寿龄
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些尚不被人
们重视的方面及问题。阁臣群体是明代政治生活中*具特色的景象
之一，选文从明代阁臣的入阁与在阁资格、籍贯分布与履历、人阁年
龄与任阁职时间和阁臣群体的机缘关系等方面，考察了阁臣群体的
构成特征，揭示出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机理及其与明代政治的律动
关系。
    研习随感，则是近年来笔者在史籍阅读和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对
一些问题的感想，多发表在《光明日报》的理论版。这一组文章不成
体系，但也都集中于明清时期社会历史的相关问题中。一直有一种
强烈的意识：史学研究成果不仅要对同行们有所启发、有所助益，同
时，还应该以一种大众化的表达方式，让更多的读者感受你的研究和
心得，否则，仅有严谨而艰涩的表达，便会藏在深闺人难识了。文集
   中收录的随感，多与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一定的关联，如《晚明社会一
  个特殊的经世群体》、《明代储才养望之所》、《儒释之间——古代士
  人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等皆属此类。
    四
    文集中收录了数篇我与他人的合作成果，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
合作者都是跟随我学习多年、共同研讨学术问题的学生。《(明经世
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一文是我与冯玉荣的合作，《寿龄与政治：明
代阁臣的寿龄及其影响因素》一文是我与唐洁的合作，《明代翰林院
的政治功能》一文是我与唐金英的合作，而《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
的行为特征及其内在动因》、《明代财政的症结：中央与地方的政策
执行差异》、《明代地方财政结构及其社会影响》等文章，则是我与赵
秀丽的合作。此外，近期与洪早清合作的《明代阁臣构成的主要特
征》、与肖丽红合作的《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以及与袁阳春合作的
《晚明复社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思想》，也都收入了文集。尚有一些成
果，因有其他考虑，暂未收入此集。这是我近年来着力在硕士、博士
中建构社会群体的研究团队的体现，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学生在
参与研究中提高学术素养”培养模式的实践成果。
    近年来，在硕士与博士的培养中，深感作为一名导师的重要作用
和实际意义。一名合格的导师，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养：一是
责任心，导师的责任意识和态度、时间和精力的投人程度，直接关系
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二是导师自身的学术素养，直接影响到学生的
学识和能力；三是导师的指导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进步速度与程
度。导师在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研究风格的前提下，应该有意识
地把学生纳入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对于学生的选题、阅读资料、思
路和构架、思想和观点，包括学术规范，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一种与学生共同研讨的氛围和形
式。这种方式对于初入学术殿堂的学生十分有效，学生往往能够在

 共同研讨中，迅速感知解决一个学术问题的大致路径，并在研究能力
上发生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杜绝导师在不付出任何劳动、强
行挂名学生研究成果而有违学术道德的做法。同时，我们也反对那
种一味标榜不占用学生的劳动成果，其实是置学生学习与科研于不
闻不问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
    在近几年进行学术转型的同时，我规划了一个中长期的研究课
题——明清社会群体与社会转型(包括社会力量与地方社会变迁)。
在思考与研究的同时，我几乎把所有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学术兴趣点
的学生，都纳入到这个研究体系中，形成一个共同研讨、共同成长、逐
一考察明清时期各重要社会群体的格局。目前，在培养的硕士与博
士研究生中，已有十数人在分别研究明清历史上的大小群体，由于同
时代各群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学生们的研究都不是
孤立的，相互之间形成了诸多的交接点，于是，大家有了许多共同的
话题和直接的对话。我坚信，在不久的时间内，将有一批颇有意义的
学术成果面世。我也将在这样的一个学术氛围中，实现自己的学术
目标。
    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问之路漫漫，自二十年前
踏入史学之园便不敢有所懈怠，好在这条路走得虽不轻松，但并不孤
独，既有前贤提携扶助，复有同侪交流激励，加之有弟子共灯下读史，
每有所得，不必奔走相告，常得人分享，深感为学之乐、为师之乐。固
步自封、敝帚自珍乃治学者大忌，只固守一方小小的天地便只能是井
底之蛙，此次将部分研史心得结集出版，不仅仅是对过往岁月的一个
交待，更是为了求救于方家，粗疏浅陋自所难免。好在，来日方长。

明代阁臣群体构成的主要特征
    [提要]  明代内阁阁臣群体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
    性的中央官僚群体，其不同的时空组合、性格组合、文化组
    合、经历组合以及人生关系组合，衍生出了若干受人关注的
    特征。本文在详考史实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明代阁臣群体
    的入阁与在阁资格、籍贯分布与履历、入阁年龄与任阁职时
    间和阁臣群体的机缘关系四个方面的特征，从侧面揭示出
    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机理及其与明代政治的律动关系。
    明代内阁制始于永乐初，内阁阁臣群体人数众多①，所处的位置
和所履行的职责至为关键，其所蕴涵的巨大政治能量对明代的政治
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发生着广泛深刻影响。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中央官
僚群体，不同的时空组合、性格组合、文化组合、经历组合以及人生关
系组合，必然会衍生出若干受人关注的特征。
    一、阁臣入阁与在阁资格特征
    1．“非翰林不入内阁”
    阁臣的入阁，*初并未严格地循资格和品秩。朱棣初即位，亲擢
 解缙等七人人直文渊阁参机务，而入直文渊阁前，黄淮为中书舍人，
胡俨为桐城知县，金幼孜为户科给事中，皆不是翰林官员，《明史》亦
云：“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①。考证史料，天顺以
前，对于人阁者是否具有翰林院官的经历并无严格计较，永乐以来的
23位阁臣中，有9位入阁前没有翰林官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宣德
开始，人内阁者基本上为翰林官，自宣德至天顺二年，人内阁者21
人，只有王文、薛碹、李贤三人不是翰林官出身。天顺二年，“李贤奏
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②。此
后，这一条件成为朝臣人阁的基本原则。有明162位阁臣中，入阁前
没有翰林官经历的只有23人，其中有11位出现在崇祯中后段的特
殊时期。可以看出，自天顺二年李贤之“奏定”到崇祯中期以前，只
有刘宇、曹元和杨一清三人非翰林出身，杨一清是由于通达政务和边
功卓著人阁，而刘、曹则是因厚结刘瑾入阁。
    2．“官必以尚书为尊”
    从品秩来看，朱棣亲简的七位阁臣中只有解缙和胡广是正六品，
其余五人皆为从七品，他们升为正、从五品是永乐二年兼辅太子之后
的事。从永乐十四年开始，阁臣先后晋殿阁大学士：
    十四年四月，广进文渊阁大学士。……十八年闰正月，命
    荣、幼孜皆为文渊阁大学士。
    终永乐之世，只设文渊阁大学士，华盖等殿不复设，亦不设公、孤
之官，阁臣虽晋大学士，官仍不过五品。仁宗即位，阁臣的地位开始
提高，史载：“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①”“增设谨身殿
大学士，命太子少傅杨荣建之。其序次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
殿、文渊阁、东阁。凡六大学士至今因之，而文华殿则不常设。”②接
下来便是快速的升赏，《殿阁词林记》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仁宗立，以文渊阁大学士杨荣等辅导久，积有年劳，乃命升
    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具兼前职。杨士奇为礼部
    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起前左春坊大学士兼学士黄淮为通政
    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四人具掌内制。内阁带三品官衔始
    此。九月，加士奇少保，仍兼前职；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
    幼孜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位至三孤始此。……十一
    月，士奇复进少傅，兼职如故。洪熙元年正月，淮进少保户部尚
    书，士奇进兵部尚书，幼孜进礼部尚书，具兼大学士如故。内阁
    带尚书官衔亦始此。③
    对于仁宗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阁臣的品级从正五品提高
到从一品、正二品，地位已超过六部尚书(正二品)，有研究者作了这
样可信的分析：一是杨士奇等人在永乐初年即进入左右春坊，有近二
十年辅导太子、共度艰危的经历，君臣之间建立了较深的感情，朱高
炽即位后要以此表示感谢；二是朱高炽刚即位，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情
况，急需网络人才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可靠的人当然莫过于供职于
自己身边的旧臣；三是深知自己的统治经验不足，需要寄望于傅保；
四是感到阁臣们的官阶、地位与其所从事的重要工作极不相称，在权
力结构中定位模糊，阁臣很容易受到攻击，这对皇帝权威的维护和帝
位的巩固极为不利。所以，在不升“大学士”官阶的前提下，进封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