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印度发展模式初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两个古文明大国分别取得了独立和
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两个占世界人口将近一半，社会、政治
制度各不相同的伟大国家，其经济发展和演变一直受到全世界的
关注。中印经济的发展和比较也就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有关学术
界(如南亚学、世界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从事研究的热门课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对外学术交流。作为一个南亚学者，我
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和东盟各国。当我去这些
国家参加研讨会、做访问学者或考察，总是会与对方学者讨论到有
关印度经济的问题。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84年初对印度的那次访问。
1984年1月，我参加了以马洪院长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
去印度访问。代表团受到了英·甘地总理的接见。马洪院长与英·
甘地总理的顾问L K．杰哈进行了单独的会谈。随后，在英·甘地
的授意下，由东道主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出面，组织了一次中
印学者联席讨论会。当时，以英·甘地总理的部长级经济顾问S．
查格拉瓦蒂为首的印度经济学家为一方，以马洪院长为首的中国
代表团为一方，共聚一堂，分列两旁，气氛十分友好隆重。此时，马
洪院长临时要我上台介绍中国学者在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方面
 2  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
的主要观点。这真让我一时有些为难。幸好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有些学者已经对这些问题有过初步的研
究，并且曾于1982年10月在浙江莫干山屋脊头宾馆就此问题举
行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好此时我手头带着一份关于该讨论
会的会议纪要。这才使我能够比较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学者有关
这一问题的若干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这次访问使中印
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此后，由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经济问题联席讨论会，并互相交流访问学
者，每年每方可派4至6个人。这一协议的执行基本上延续到今
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南亚学界加强了印度经济的研
究。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联合北京其他单位的南
亚学者共同承担了《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中印经济发展比
较研究》等两个“六五”计划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
这两部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1979年中国南亚学会
成立以后我国南亚学界关于印度经济*早的一批著作。
    自1991年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对印度经济的研究有
了进一步的加强。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林承节教授的指导下，培养
出一批研究当代印度经济改革的博士，他们对近二十年来历届印
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业绩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并已经出版
了《印度现代化发展道路》(林承节)和《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研究》
(张淑兰)等著作。
    二十多年来，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在其出版的《南亚研究季
刊》上刊登大量有关印度经济的论文，为我国南亚学界提供可贵的
 资料和观点。自2001年该所建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南亚研究
基地后，他们对印度经济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近年来在该
所出版的《南亚研究基地丛书》中，关于印度经济的专著就有《印度
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文富德)和《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
展》(文富德、陈继东)等。
    十多年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发展南亚与东南亚学术研究，
以及推动对这些地区的经贸和学术交流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1997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南亚研究中心，2000年组
建南亚研究所，并出版《面向南亚》杂志、《南亚报告》(年刊)和《中
国南亚书系》。2003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筹划下，成立了云
南省南亚学会。这些年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并在举办孟中印缅
合作论坛和促进中印学术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作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南亚研究所前所长的任佳同
志，曾经在组织领导云南省南亚学界各种活动以及推动中印经济
合作等方面付出过辛勤劳动。例如，她曾经向外交部、发展改革委
员会和云南省政府提交过《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新战略》和《创建
昆明合作组织》等多项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并受商务部和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委托，牵头完成《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市场
潜力和区域合作研究》项目。她还在推动“孟中印缅合作论坛”的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