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廿二史考异

言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
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选
翰林院庶吉士。历宫少詹事、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丁忧后不复
出仕，专心著述。先后担任南京钟山书院、松江娄东书院、苏州紫阳书
院院长。居苏州尤久，年七十七卒。《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全书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
史》、《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
汉书》二卷，所以总目实际列出二十三史。钱大昕从青年时代就好读乙
部之书，通籍以后，尤其专注于史籍的研讨，偶有所得，写于别纸，岁有
增益，卷帙滋多。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开始编次，至四十七年(1782)成
书百卷。嘉庆二年(1797)全书刊定。“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
学”。钱氏的《考异》是史学考据学中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钱氏为什么
要著这样一部书呢?他在自序中说：“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
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如果再加
上“氏族则谱谍失诬，世次多舛”，钱氏尤其着力于这三者：“欲其条理贯
穿，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实现他著书的宗旨：“史非一家之书，实干载之
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龅前
人，实以开导后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的考据学实在是作为史
学奠定坚实可靠基础的工作。是书是把《通鉴考异》的体例加以引深开
掘，发扬光大，这应当认为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经阶段。近人陈寅恪称
钱大昕“信为清代史学家**人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李德裕贬死年月
及归葬传说辨证》)。这也是从清代史学即为考据学出发的。由于钱大昕，
“清朝的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清朝
史通论》)。
    钱大昕《考异》之作与其通儒之学是一脉相通的。江藩称“先生学
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钱仪吉《碑传集·钱詹事
 大昕记》卷四九)。袁枚在钱大昕亲笔信札的一段跋语中说：“辛楣少詹精
于考据，尤长于史学源流，金石碑版，又能兼诗古文词。此程鱼门所以
推为当今**，洵为不诬也。”钱大昕一生著述，经、史、子、集，四部兼
具，不愧阮元“罔罗百氏，学为儒宗”(阮元《三统术衍序》)之誉。乾嘉及后世
学者亦多尊其为“通儒”。“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
上。‘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但每一时
代总有少数人被推尊为通儒”(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钱穆与新儒家》)。钱大
昕的《考异》正是通儒之学由博返约的代表之作，在在显示其厚积薄发，
游刃有余，触类旁通的大家气象，而居于时代的顶峰。
    《考异》一依正史原书卷次为纲，先列出子题，子题下再引所考原文
作条目。钱大昕对条目的考证一般以按语形式出现。对所考条目类
别，大致可分为：义例、史法、史实、职官、地理、氏族、金石、小学、校勘、
避讳、年号谥法、天文年代历日、点烦、疏漏、互见、补叙、议论等。以下
择要叙述。
    清代考据家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归纳义例，寻求事物内在的联
系，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钱大听《十
驾斋养新录．说文连上篆字为句》卷四)。例如钱大昕在古音学方面提出著名的
“古无轻唇音”说、“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说，至今依然有指示性的意
义。在《考异》中，他也触处有所发明。如本书卷二十五《南齐书·高逸
传》：“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辩是非”条，钱按：“六朝呼僧为道
人。”接着他举《宋书·废帝纪》：“晚至新安寺，就昙度道人饮酒”，及以
下《庐陵王义真传》等十余条为例，*后总结道：“是‘道人’即沙门别称，
不通于羽士。此《传》云：‘道士与道人战儒墨’，而《南史·陶贞白传》亦
云：‘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则‘道人’、‘道土’之别较然
矣。”钱氏既明此例，并运用于校勘。如《考异》卷二二《晋书&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