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游记

大唐·玄奘·真经
唐僧，顾名思义，就是唐朝的和尚。但是只要一提列唐僧，人们毫无例外地都会知道这是指玄奘，而不是任何一位其他的唐朝和尚。在高僧如云的唐朝，这个称谓对于一个单体的个人而言，本身就是崇高的名誉，无上的荣光。
那么，历史上的玄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和成就使他赢得了“唐僧”的称号，成为了唐朝和尚的代表？他踉铸奇名著《西游记》中的唐僧到底有没有关联？本书讲述的就是玄奘真实而不平凡的一生。
　　释门路
　　1　释门千里之驹
隋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朝立国进入了整整第二十年个年头，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隋文帝杨坚废去了长子杨勇的太子位，改立次子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为太子。当时，杨勇位居太子已经长达十九年，且性情宽厚率真，参决军国政事也多为人称道。当然，晋王杨广也有着不凡的名声——仪表优雅，风度翩翩，礼贤下士，俭朴仁孝。*重要的是，他不像兄长杨勇那样喜好女色、崇尚奢华，由此深得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的欢心。独孤伽罗是历史上有名的强势皇后，很有政治才能，常参预国家大事，宫中将她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皇后生活俭朴，不好华丽，对长子杨勇的风流奢靡十分看不惯，一意废掉杨勇的太子位，改立更讨她欢心的杨广为太子。隋文帝素来敬畏妻子，二人结婚之时曾有“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因此独孤皇后的态度有决定性的作用。谁也没有想到，一切广为称颂的美德都是杨广为了达到当太子的目的而伪装矫饰出来的。这位号称中国历史上性格*复杂的帝王，即位后立即迫不及待地暴露了本性，奢侈残暴，直接导致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从他父亲杨坚开国，到他手中灭亡，隋朝立国不过37年时间，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的战事，西突厥步迦可汗（即达头可汗）引兵犯边。隋文帝派大军分两路追击：杨广和尚书右仆射杨素率军出灵武道（今宁夏灵武南）；汉王杨谅（隋文帝第四子）与行军总管史万岁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两路隋军均取得了胜利，杨广一路斩首千余级，史万岁一路追击百余里，斩首数千级。步迦可汗惧而退兵，并在两年后的一场犯边战事中，再次大败于隋军，且被隋将杨素一路追击六千余里，从此远遁漠北，再也不敢轻易南下。
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在洛州缑氏陈村（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一个官宦之家，诞生了一个名字叫陈袆（音hui，同辉）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玄奘。陈袆是俗名，玄奘则是他出家后的法号。
以上是发生在公元600年的三件事，表面看起来毫无关联，实际上却并非这样。杨广后来当上了皇帝，直接下诏允许洛阳剃度僧人，这其中就有陈袆。而当陈袆成为玄奘法师后，前往印度取经，得到了西突厥步迦可汗之曾孙肆叶护可汗的大力支持，二人还在西突厥的汗庭有一次历史性的会面。
陈袆出生时，佛教在中原正处于繁荣兴盛的阶段，这与皇帝的大力推崇密不可分。隋文帝本人就是出生在佛寺内，自幼由尼姑智仙抚养长大，因此他笃信佛教，总是说：“我兴由佛法。”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后不久，便公开宣称天下一统太平均是佛教之力，还颁下诏书说：“境内人民听任出家当和尚，并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崇佛之风因之大起。据《隋书》上说，民间佛书十分流行，多于儒家《六经》数百倍。
就在陈袆出生后的第二年，隋文帝诏令天下三十一州建造灵塔，以奉养佛舍利，还特意发布诏书：“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他在位期间，共度僧尼凡二十三万人，写佛经四十六藏十三万卷，修治故经四百部，造佛像六十余万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九万躯，造寺塔五千余所。花费如此大的经费与精力在佛教上，在中国的皇帝中十分罕见。
佛风如此盛行，以致当时的儒家士子大都以谈玄论佛为时尚。陈袆的父亲陈惠早先担任过隋朝的县令，对儒家经术很有研究，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耳闻目睹，陈袆还在幼年时就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陈袆出生后不久，母亲宋氏（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梦见他穿着白衣西去，因此问道：“我的儿子，你要去什么地方？”陈袆答道：“我为求法，往西天去。”
离陈袆家不远处有一个寺院，叫灵岩寺（现已经改名为玄奘寺，历史上曾经一度被改名为唐僧寺），始建于北魏年间。陈袆还是孩童时，便经常到寺里聆听佛法，据说年仅几岁的他已经能与寺中僧人辩经，并能问住僧人。
陈袆五岁时，母亲宋氏因病去世。这对他幼小的心灵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就在这一年，隋文帝卧病在床，召太子杨广入居大宝殿。杨广认为自己登上皇位的时机来了，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隋朝开国功臣，隋文帝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杨素曾参与其事），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召杨广入宫，打算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陈顼之女）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在半路调戏她。隋文帝勃然大怒，拍床大骂，决心立即废黜杨广，重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后，抢先下手，在宫中遍布亲信，杀父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而这场重大政变的引子——宣华夫人则另有奇遇，隋炀帝即位后，立即派人送给宣华夫人一个精美的金盒。宣华夫人以为隋炀帝要赐毒酒鸩杀自己，惶恐不安，打开一看，竟然是数枚同心结，自此又开始侍奉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后，下令在洛阳营建东京。东京建制仿照西京长安，城周长五十五里，城分宫城、皇城及外郭城三重：宫城是皇帝所在处；皇城是文武官司所在处；外郭城就是大城，又称罗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所在处。东京的营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洛阳由此成为当时中国除西京长安外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南北交通的枢纽，与长安并称二都。
当时陈袆的二哥陈素已经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长捷，因博学多才，成为名重一方的高僧。陈袆经常到净土寺探望兄长，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发了要出家的念头。十岁时，父亲病逝，无依无靠的陈袆便到净土寺投靠二哥，成为了一名少年行者。虽然没有剃度出家，但他每日都早课诵经，与一般僧人无异，从此开始了正式学佛的生涯。
　　隋炀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以暴君著称，但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作出了贡献。还在即皇帝位之前，他便与天台宗（**个汉化佛教流派）智顗（音yi，同蚁）大师（天台宗四祖，实际创始人）交往密切，并对智顗执弟子之礼，曾得“总持菩萨”的法号。也有一种说法，说是隋炀帝并非真心崇拜智顗的佛教修为，而是忌惮他的禅法。在智顗死后次年，当时还是太子的隋炀帝下令打开禅龛（音kan，同刊），想看看智顗是否有灵异，结果发现面貌如生。即皇帝后，隋炀帝又再次下令打开禅龛，结果发现智顗尸骨全无。无论真实出发点如何，隋炀帝大力支持天台宗，客观上提高了南方僧人的地位，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他还下令在全国广建寺宇，并大力承继南朝佛教讲经的遗风，经常在四方馆内举办讲座、法会，进行佛经的刊定或校正等工作。
由于当时僧人可免除一切世俗义务，如赋税、徭役和兵役等，如此一来，不少人趁机出家，以逃避义务。隋炀帝登上帝位后，需要大量人力建设徭役工程来满足他本人奢侈的生活，更需要兵员开边打仗来满足虚荣心，因此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僧人的数量，并且对僧人剃度采取极为严格的审核制度。他在位期间，剃度僧人仅六千多人。与他父亲在位期间的二十三万僧人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出隋炀帝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数量巨大的僧人消耗了太多的人力和财力，必须要进行限制。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下诏，允许在洛阳剃度二十七名僧人。报名的有一百多人，年仅十三岁的陈袆也在其中，虽然年龄太小，但求度心切，怏怏徘徊在公门之外，结果被主持度僧的大理卿郑善果发现。郑善果见他年纪虽小，却是气度不凡，便上前询问他到这里做什么。陈袆说：“我想出家。”郑善果十分惊讶，问道：“你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出家？”陈袆回答说为了“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深感这孩子谈吐不凡，小小年纪便有如此远大的志向，实在难得可贵，因此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于是破格录取了陈袆。陈袆从此皈依佛门，得到了“玄奘”的法名。
玄奘没有辜负郑善果的期望，他专心致志研究佛学，加上天资聪颖，很快就在净土寺脱颖而出。当时净土寺开设了两个讲坛：一个由景法师主讲《涅槃经》，另一个由严法师主讲《摄大乘论》。玄奘两个讲坛都学，每讲必听，凡经文教义，只要听过一遍，稍加整理，他就能将师父所讲内容发挥解析出来。如此，玄奘经常被众僧推举升座复讲，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令众人钦佩不已。
　 正当玄奘在净土寺潜心研究佛法之时，外面已经是天下大乱，这其中的根源便是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之时，正是隋朝的盛世，“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然而他仗恃国力富强，开始骄奢淫逸，几乎每年都要征发重役，大兴土木。举例而言：营建东都洛阳，役使男丁多达两百万人；开发大运河，先后调发诸郡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在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男丁一百二十余万，役死者十之五、六。十余年间，总计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家每户至少有役者一人，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隋炀帝还喜欢外出巡游，曾经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返。史称隋炀帝“靡有定居”，在位十二年，居京不足一年，而到处巡游却占了十一年。每次出游，都要大治宫室，“无日不治宫室”。巡游队伍所过之处，如同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刮得精光，无不倾家荡产，许多郡县甚至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隋炀帝的每项工程，规模庞大，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烽火因之频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早揭竿而起的，竟然是一群佛教徒。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初一黎明时分，天还未亮，数十名自称弥勒佛的人悄然出现在洛阳的皇城外。这些人身穿白衣，头戴素冠，焚香持花，径自来到皇城端门——建国门。当时佛教盛行，佛教徒也备受礼遇，守卫建国门的卫士见“弥勒佛”大驾光临，均跪下磕头。不料“弥勒佛”们突然夺取了卫士的武器，预备冲入皇城，图谋起事。凑巧的是，刚好齐王杨（隋炀帝之子，母萧皇后）路过此地，立即率兵将这些人杀死。洛阳立即展开了大搜捕，受牵连而获罪的有一千余家。此事史称“建国门起事”，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力信号。
隋炀帝年轻时曾经征战沙场，即位后有开边的雄心，曾经亲征吐谷浑，又打算进攻高丽。为了准备战争，隋炀帝下诏征全国各地的水陆兵，四方征粮，举国就役，致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谷价踊贵……米斗直数百钱”，民不聊生。河东的涿郡和山东的东莱是隋朝进攻高丽的军事基地，这一带人民负担的兵役和徭役*沉重，加以水旱灾荒不断发生，就在隋炀帝大举进攻高丽的前一年——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由此掀起了全国起义的大风暴。王薄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号召民众。歌辞唱道；“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时人为了逃避兵役，纷纷赶去归附。隋炀帝惶恐不安，为了遏止起义力量的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各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圈禁，其结果却是激起了更大的民变。
大业八年（612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攻打高丽，却大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和平壤城（今属朝鲜）下。隋炀帝恼羞成怒，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这时，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境）仓督运军粮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杨素之子，杨素于606年病死）见朝政日益混乱，“百姓苦役，天下思乱”，在李密（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的怂恿下，趁隋炀帝出兵高丽之机，起兵反隋。李密向杨玄感献上、中、下三策：上策，取蓟城（今北京市），据临渝（今山海关），绝隋炀帝归路；中策，直取长安，据险而守；下策，袭取东都，号令四方。杨玄感采用了下策。由于当时人民对隋炀帝的暴政已恨之入骨，所以杨玄感，很快就聚集了十余万人，杀到洛阳城下。当时洛阳由越王杨侗（隋炀帝太子杨昭次子，杨昭早死）留守，杨侗率兵死守，杨玄感屡攻不克。
隋炀帝在辽东得到洛阳告急书，大惊，立即连夜班师。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皆弃而不顾。后军数万人被高丽军追击，赢弱数千人被杀。隋炀帝回师后，命令大将宇文述、屈突通（屈突为姓）、来护儿等分路进攻杨玄感。杨玄感腹背受敌，被迫突围西趋潼关，欲取长安，在半路为宇文述等追及败死。隋炀帝回到洛阳，说：“杨玄感一声号召，便聚众十万，更证明天下人不要多，人多盗也多，不杀个干净，怎能惩戒别人。”于是派大理卿郑善果（录取玄奘为僧之人）和御史大夫裴蕴以峻法处治杨玄感党徒，三万余人被杀，六千余人被流徙，其中大半是无辜受牵连者枉死者。杨玄感曾开仓赈济百姓，凡取米的人都被坑杀在东都之南。
一年后，隋炀帝第三次发兵进攻高丽。士兵逃亡相继不绝，隋炀帝勃然大怒，下令斩逃亡者以血涂鼓，但也不能制止。出兵后不久，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刚好高丽也人马困惫，高丽王高元派使者议和。隋炀帝担心腹背受敌，只好同意与高丽议和，仓促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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