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

bsp;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
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
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
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
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
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
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
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
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
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
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
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
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
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
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
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
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
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
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
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
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
互隔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
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
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
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
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
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
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
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
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
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
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
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
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
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
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
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
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
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
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
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
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
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
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
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
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
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
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
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
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出一
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新一代的安全研究(代序)
    王逸舟
    读罢李小华博士的《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让人欣喜、令
人鼓舞。时代在发展，中国在进步，新一代的安全思想者有了更高的
起点。
    这本书是以中国官方文本为主要对象所作的分析，同时大量借鉴
了国内外既有的成果，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定义与
理论框架。它的观察角度不同于许多国外分析家“隔山观景”的作品，
而研讨深度和广度则超越了国内同行的大部分努力。
    给人的**观感，是它在形态上的工整、完备。书中既有层次递进
的理论梳理和方法比较，又有种种相关的案例解剖和政策建议；既有狭
义的安全学说，又有广义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既有从列宁主义到中国
共产党思想基础的发展变化的研读，又有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各种
流派及前沿问题的对照剖析；既有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安全主题
论的深化变迁的把脉，又有对学术概念的严格定义及写作历程的自我
解读。设计的匠心、文笔的精细、逻辑的严谨，都显示了作者的用心与
功力。
    细细琢磨，更可发现书中的深意。书里对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
中有关安全理念的阐述，对党的十六大以来新时期安全思想再升华过
程的研讨，是过去的中国安全思想研究讨论中很少见到的，反映出小华
的锐利眼光和独到解说。阅读时不难感到，作者极为赞赏*近四分之
一世纪中国安全观念的重大进步，但同时瞄准了安全思想更多的“增长
点”和“路径”。平实温和的语言后面，折射出一个熟悉国情党史、又有
世界知识的青年研究者的理想。
    小华曾经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在校时他就出版了专业译著，
发表了多篇论文，被公认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出类拔萃之辈。而且，在校
学习期间，作为研究生会主席的他，已显示出勤奋工作与善于协调的才
能。从现在的作品里，我仍能看到当年小华的影子和特点：没有勤奋，
写不出如此论题宏大又论证细密的专著；不善于协调和平衡的人，在安
全研究时很容易陷入狭隘的零和博弈思维。《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
2007)》的前身是小华的博士论文。毕业后的这几年，对安全研究有了
新的认识和体会，小华又对原作做了充实和加工，遂有了现在的样子。
    在今天的中国，做好安全研究并不容易。安全问题研究与通常的
国际关系分析不太一样，后者只要熟读文献、拥有外语优势的人就可以
完成。而安全研究者不仅要了解各种理论和现实，更要有敏锐的敌友
意识和深刻的战略意识；在改革开放、不断进步的中国，出色的安全研
究还要求依据我们国家利益的变化，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
把安全情势、安全机制、安全预警、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等内容统筹起
来。依我看，这些要求，小华大体都做到了，因而也使他的著述有了较
高价值。我也相信，假以时日，《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将得到
更多的证明与认知，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安全思想历程的一部
有影响、被引证的力作。
    我由衷希望，李小华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理想与韧性，保持对安全理
论和相关政策的追踪研究。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漫长艰难的事业，
小华这一代的安全研究者有责任做出更大贡献，它需要的是一步步地
往前走，克服一个个的具体难题。
    是为序。

第七章
    中国的国家利益观
    中国学者阎学通在谈及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时，曾深有感慨地说，
在美国，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实在太多，多得使人厌烦。与美国相反，
在中国，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却显得有些不够。尤其是关于中国自己
国家利益的研究还十分鲜见。他还说，我国学者在著作中也有一些关
于国家利益的“评述”，但是，这些评述基本上都是在重复三个相同的命
题，即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目标，国家利益的类别不同和国家利益有
阶级性。他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说，主要是源于对国家利益的
认识。中国民众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似乎有两种。一种认为谁都知道国
家利益是什么，这是无师自通的事情；另一种则认为国家利益与百姓无
关，那是国家领导人的事。1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
中国民众和领导人从正视国家利益的存在，到明确国家利益作为一国
对外政策的基础，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而且对国家利益内
涵的认识，也伴随着中国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和认识水平的发展，逐步
发生变化的，迄今为止，这个变化还远没有完成。
    **节  国家利益研究的缘起
    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词只有半个多世纪，考察它的
缘起和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国家利益的演变。2“利益”一词
源于拉丁语，意为“与人或事有关的、有影响的、重要的”。而维护和保
护国家利益免受外来侵害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0美国著名历史学
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了国家利益
概念在近代的演变，特别是从王朝利益向国家利益的转变。他认为，随
着国际体系的出现，公众对政治控制影响的增加，以及经济关系的巨大
发展，国家利益这个新提法的界限逐渐被确定下来。不过，它仍然同过
去保持密切联系，仍然保持着王朝利益阶段所具有的特点，还存在“强
迫性的专制主义”的因素，从而使国家利益仍然像王朝利益那样“至高
无上和不可抗拒”。在比尔德那里，在对国家利益各种因素的考察中，
对商业和经济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学术界的幻想破灭，从而导致现实
主义学派的崛起。现实主义学派的特点在于提倡对外交政策和国际政
治问题采取“现实”态度，一些著名的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如汉斯·摩
根索、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及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把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事实上是在国
际政治和外交决策的分析中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他们强调，错综复杂
的外交政策如果以国家利益为焦点便可以变得条理清晰，只有用国家
利益的概念才能解释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按照现实主义学派的观
点，追求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被认为是人类的天性，问题在于应该使用
什么方式加以规范。而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也是国家利益
调整的过程。国家不论大小，一定要追求国家利益，以求得自身的生存
和向外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发展经济实力，保持强大的
国防力量以及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国家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不仅
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还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在现实主义者看
来，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它是决定国家行为的*基本因素；国
家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标，但不能超越国家能力的范围；空洞的道德观
念不足以构成国家利益的要素，实用主义和权力才是国家利益的基础；
政治行为和外交决策必须用权力的标准来衡量，决不能按照一般的道
德观念或个人道德标准来评估。
 现实主义有关国家利益的观点，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发展
史上曾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从理论方面而言，现实主义学派特别
是摩根索的概念并不明确，在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中，我们找不出
有关国家利益的详细分析，只能从摩根索对权力、均势以及外交的论述
中，明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至于什么是国家利益，摩根索在不同的场
合作过不同的解释。从政策方面来说，批评者认为现实主义的论点过
分强调权力，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在摩根索的理念
世界里，国家追求权力是应该的，而且是维护生存所必需的，这种理论
反映在决策上似乎就是追求军事优势，不轻易妥协。
    冷战后，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生发出了很多新视角，其中建构主义
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认同、身份、规范、文化等概念被引入。国家
利益研究摆脱了理性主义者的静态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限制，在
更广泛意义上得到展开。温特指出，国家是可以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实
体。所谓身份又可分为四种，即个人或团体、类属、角色、集体，利益也
可分为客观利益与主观利益。对国家而言，四种对应的身份是：个人或
团体的对应物就是国家的国民和领土，这是其他身份的基础；类属身份
的对应物就是国家的“政权类型”和“组织形式”(即国体和政体)；角色
身份就是在国际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他国互动中的定位；集体身份是
对他者的认同，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
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从而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
部分。如中国如果没有对有组织暴力的垄断和固定的领土、国民就不
能称其为国家；如果不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
制度，就不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中国不是一个与西方
文化传统不同的东方国家、发展不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就不能
称其为崛起大国；如果中国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与其他
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向上没有足够多的共同利益，就不能称
之为“负责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