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

引言
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度里——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是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现象相似而又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
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黎明，中国北京内城被李自成的军队攻破，明朝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门外的万岁山（在今景山公园），披发跣足，自缢而死，就是披头散发，赤着脚，吊在树上，自杀身亡。
清顺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649年1月30日），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名市民，走向白厅广场，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国王还发表演说。之后，刽子手挥起斧头，砍下了他的头，查理一世身首异处，悲惨而死。
这两个重要历史事件，虽然时间相近，只差5年；但是两位君王的结局、两个事件的变局，后果不同，相差甚远。崇祯皇帝上吊后，明亡清兴，由清朝取代了明朝，中国历史，清承明制，仍沿着封建体制路线图运行。而查理一世被议会判决处死后，英国历史，几经曲折，却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图运行。
历史车轮滚动近200年，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变局：强盛的大英帝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逐渐变成了任西方列强宰割的羔羊。
所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解难读的朝代：一方面，从历史纵向坐标来看，它曾经文纬武，寰宇一统，创造过“康熙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从历史横向坐标来看，它同列强差距，愈拉愈大，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因此，清朝历史不仅得到众多史学家的研究，而且受到几代中国人的关注。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走近清朝的康熙大帝，通过了解康熙大帝不平凡的一生，回到17、18世纪之交的年代，观赏历史的波澜壮阔，考察清朝的兴盛衰亡，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康熙大帝（1654～1722年），姓爱新觉罗氏，名玄烨，8岁继位，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清朝第四任皇帝。康熙大帝开创了“康熙盛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历史的典册上，他与几乎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君主路易十四齐名，位列国际名君，声名远播世界。
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康熙大帝画像，一般是这样的：康熙帝端坐在宝座上，身着龙袍，表情严肃，完全是中国帝王的模样。但在本书的**讲，我首先要展示给大家的康熙皇帝的画像，却是卷头发，蓝眼睛，鹰勾鼻子，身着洋装。在康熙帝之前，近两千年的三百多位皇帝，很少有人被画成洋人模样。那么，康熙帝被画成洋人的模样，说明了什么？说明康熙时代中国已经和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要了解康熙帝，就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讲起。
康熙皇帝之所以成为“大帝”，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时势与英雄的关系，古今中外，争论不休。我认为：是时势与英雄共同创造历史。
《康熙大帝》历史系列讲座，就从这里开始。
……
康熙帝的个人休养
康熙盛世出现，主要因素有五：一是，国际环境有利，恰好处于西方大国两次崛起高潮之间；二是，周边国家协和，如果周边环境不好，清朝也难以独善其身；三是，国内因素有利，处在两次社会大动荡之间相对平静的时期；四是，满洲族群新兴，满洲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上升的、有朝气的族群；五是，康熙个人素养。
康熙盛世出现的诸因素中，*主要因素是什么?如果用*简明的文字怎样概括？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分析清兴的根本原因时，突出讲一个“合”字；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分析明亡的根本原因时，突出讲一个“分”字；那么，在《康熙大帝》中，分析康熙盛世的根本原因时，则突出讲一个“一”字。这个“一”字，于康熙帝治国，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金瓯一统，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派一流；于康熙帝个人修养，我想起《论语•里仁》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又说：“予一以贯之。”孔子在《论语》中两次强调“一以贯之”。我说，康熙帝个人素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具体言之，就是五个“一以贯之”。
这里引出一个古老的话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认为是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康熙帝是一个荒淫无道之君，或是一个穷兵黩武之君，或是一个懦弱无为之君，或是一个懒惰怠政之君，尽管有上述四个客观有利条件，也不能出现康熙盛世！康熙帝的个人素养，对于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有所作为的人，都会得到有益的启迪。
我着重探讨康熙帝的个人因素，特别是探讨康熙帝的个人素养。康熙帝的“一以贯之”，其表现，举五例——知敬、知勤、知慎、知止、知学。
（1）知敬：一以贯之。康熙帝认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知敬，就是要敬天、敬地、敬人、敬己，要有敬畏之心。康熙大帝，地位至高，权力至上，怎样约束自己？作为皇帝的“敬”，就是对自己的约束。敬天，康熙帝说：“朕自幼登极，凡祀坛庙、礼神佛，必以诚敬存心。”（康熙《庭训格言》）又说：“昔年曾因干旱，朕于宫中设坛祈祷，长跪三昼夜，至第四日，步诣天坛虔祷，油云忽作，大雨如注……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我在这里不是讲迷信，而是讲要虔诚敬天。敬地，必须敬畏养育我们的脚下这片大地。敬人，就是要仁爱。《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康熙帝的仁爱之心，源自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己，康熙帝说：“节饮食，慎起居。”这都是敬身、敬己。敬己，要从小事做起：“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六月大暑之时，不用扇、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康熙《庭训格言》）敬，不要时断时续，而要“一以贯之”。总之，康熙帝认为“敬”就是“正”，他说：“念念敬，斯念念正；时时敬，斯时时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无在而不敬，故无在而不正。”（康熙《庭训格言》）
（2）知勤：一以贯之。勤，就是勤奋，而不懒惰。康熙帝从8岁继位，到69岁病故，终生勤政，终生勤学，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他的勤，包括勤奋、勤俭。他说：“祖宗相传家法，勤俭敦朴为风。”（康熙《庭训格言》）他认为一个人的贫与富，重要的因素，不在命运，而在勤勉：“惟患人之不勤不勉。”（康熙《庭训格言》）因此，每一个人，当读书乐志，惟勤学力行。康熙帝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以他勤政为例，五十余年，从不懈怠，御门听政，始终如一。他每天至少写一千个字，他说：“善书法者，虽多出天性，大半尤恃勤学。朕自幼好书，今年老，虽极匆忙时，必书几行字，一日亦未间断，是故犹未至于荒废。人勤习一事，则身增一艺；若荒疏，即废弃也。”（康熙《庭训格言》）如何读书？他借用朱子的话：“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所以，康熙帝主张君子“五不敢”——“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极，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康熙《庭训格言》）。
（3）知慎：一以贯之。知慎，就是谨慎。进爵封赏，判刑处罚，既要公正，又要慎重：“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说：“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慎重者敬也！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以应事务，必谨终如始，慎修思永，习而安焉。”（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又说：“凡人于事务之来，无论大小，必审之又审，方无遗虑。”（康熙《庭训格言》）就是慎之又慎，才无遗憾。不但工作要谨慎，而且生活要谨慎：“尝见高年有寿者，平日俱极敬慎。即于饮食，亦不敢过度。”（康熙《庭训格言》）总之，康熙帝一生谨慎：“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4）知止：一以贯之。一个人，既要知浮知沉，又要知合知分；既要知进知变，又要知足知止。知浮，可以不骄；知沉，可以不馁；知合，可以不孤；知分，可以不败；知进，可以不衰；知变，可以不僵；知足，可以不辱；知止，可以不殆。康熙帝作为君王，特别自勉自戒，知足知止。康熙帝说：“世人衣不过被体，而衣千金之裘，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袍缊者固自若也；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犹以为不足，不知箪食瓢饮者固自乐也！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知足知止，既不立碑记功，也不自上尊号。他拒绝大臣请求为他立碑记功，说：“凡立碑者，惟为一时之名，并不能与永载实史可比，此事理应停止。”他更不允为他上尊号。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因平定三藩之乱，大臣奏请加上尊号，他认为“此奏无益”，一不准；两年之后，台湾划一版图，大臣们请上尊号，他认为“不愿烦扰多事”，二不准；后大臣又上奏请求，他说“不必行”，三不准；同年，喀尔喀蒙古首领等联合上书，请加尊号，四不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三征噶尔丹胜利之后，大臣请上尊号，五不准；后王公、官员等一齐到畅春园再度请上尊号，命以后“毋复再奏”，六不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五十大寿，王公官民又请上尊号，“终不允”，七不准；康熙帝花甲大寿之时，大臣们赞扬他功超三王、德越二帝，请“上尊号”，他答覆道“若侈陈功德，加上尊号，以取虚名，无益治道，朕所不喜”，八不准。康熙帝之文治武功，之出众才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而他八辞群臣上尊号，一贯坚拒别人的赞誉、恭维，更是难能可贵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阿山上奏说地方粮食丰收都是皇帝洪福与施恩的结果。康熙帝反而给他一个批答：“若云此皆皇帝洪福齐天，恩播遐迩所致，则江北属数地及山东数处，皆被水灾，民游食者亦多，抑非福不与天齐，恩未能传布所致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一直谦逊不骄，从不喜欢别人对他过分阿谀与赞美。
（5）知学：一以贯之。知学，就是重视读书学习。康熙帝立志高远。他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康熙《庭训格言》）。凡人、俗人与贤人、圣人的区别在哪里？在于读书学习，以一贯之，坚定不移：“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猛精进之心，尤贵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读书，终生坚持，手不释卷。他读《大学》（1753字）、《中庸》（3567字）、《论语》（15876字）、《孟子》（35261字），合计56457个字，都能念诵120遍、背诵120遍，直至老年，还能背诵。康熙帝终生读书，手不释卷，直至老年，好学不辍。康熙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
总之，康熙帝的这些素养，不是一暴十寒，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一以贯之”。康熙帝可贵的素养在于一个“一”字。用康熙帝的话来说，就是“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康熙帝突出“一”字，却产生了“僵”字。但他仍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
——摘自《康熙大帝》第26讲《千年一帝》
康熙帝如何学习
爱好西学
康熙帝小的时候，从他皇父顺治帝和祖母孝庄太皇太后那里，接触到耶稣会士，可能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但真正促使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的原因，还要从“汤若望案”与“杨光先案”讲起。
先是，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顺治二年（1645年）决定颁行崇祯时汤若望等制订而未颁行的新历，定名《时宪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受到顺治帝及孝庄太后的信任，被任命主掌钦天监。但是，康熙三年（1664年），钦天监汉官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及其历法，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指责新历只编200年，大清朝则要亿万年。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汤若望、南怀仁被下狱，钦天监的五名官员被处死。杨光先任钦天监监正，吴明烜（ｘｕāｎ）为监副，废除《时宪历》，恢复旧历法。这就是“汤若望案”。受此案牵连的又一人是南怀仁。
南怀仁（1623～1688年），比利时人，耶稣会士，青年时曾学习数学和天文，顺治七年（1650年）到北京，协助汤若望修订历法。
汤若望、南怀仁被下狱后，北京发生地震，二人获释。康熙帝亲政初，杨光先等进康熙八年历书。康熙帝派人向南怀仁问询意见。南怀仁指出：康熙八年的闰十二月，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并指出其五条差误。康熙帝让杨光先、南怀仁进行辩论，各抒己见，没有结果。又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亲到观象台测验，又在午门前测验。先后三次测验：“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南怀仁测验准确，杨光先测验错误。康熙帝令将杨光先革职（病死于回乡途中），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管理监务，恢复使用《时宪历》。
通过汤若望案与杨光先案，康熙帝深感作为一国之君，应当通晓科学，否则无法决策。这促使他吸纳西学，学习科学。他后来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庭训格言》）在万几余暇，专注学习天文历法，一十余载（《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
康熙帝令南怀仁进讲天文学、数学等，他是康熙帝的**位外籍教师。南怀仁亲自或主持制成仪器53件，有的专归皇帝使用。仪器制作精细，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精确的仪器。设在观象台的，有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球仪等，其中黄道经纬仪和赤道经纬仪是清朝以前没有的。中国天文学家使用这些仪器二百多年（席泽宗《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卷八《南怀仁》）。其特点是：制作和安装较精细，刻度盘上使用了游标，提高了读数精度，黄道经纬仪上安装了黄极轴和黄极圈等（《中国天文学史》）。有人评价说：“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阮元《畴人传》卷四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有的仪器被德国人窃走，1919年德国作为战败国，根据国际协定，又归还中国。今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能看到这些仪器。
南怀仁在康熙九年（1670年），做了一件漂亮的事。这年夏，为修建顺治帝孝陵，需将四块巨石（两块为碑石，每块重7万斤，另两块为基石，每块重12万斤）运过卢沟桥。卢沟桥年久失修，难以承受如此重压，这成了工部的难题。有关人员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用特制16个轮子的特型大车，以300匹马牵引，运载巨石过桥，此需加固桥体；二是在河床上筑路，从河上通过。康熙帝命工部官员向南怀仁征求良策。南怀仁亲赴现场考察，认为不宜从桥下过河运输；可以从桥上运输，且不必加固桥体。他提出绝不可用马牵引车辆运石，因为数百匹马的剧烈而有规律的震动，比巨石对桥的破坏力更大。那怎样运呢？他设计的牵引系统是，用滑轮组和多绞盘，以12组动滑轮和24条绳索，分散重量，起动绞盘，使巨石在桥上平缓移动，获得成功。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南怀仁制造出便于携带的轻巧火炮。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炮成，康熙帝亲临卢沟桥炮场检验，见炮身小，火力大，命中率高，运输方便（可放在骡马背上运行）。康熙帝称赞说：“西洋炮甚利，且轻便易运。”（《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将士们称之为“得胜炮”。继续制造出铜炮240门。康熙帝为表彰他的功绩，加他工部右侍郎衔。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南怀仁从马上摔伤后死去，终年66岁，葬今北京车公庄大街6号院内。康熙帝命厚葬。一年后谥号勤敏。康熙帝还撰文说：“尔南怀仁，远来海表，久掌星官，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七政之占，非惟推步无差。”（《熙朝定案》）南怀仁出生地比利时贝当城中心广场上，今竖立1913年塑造的南怀仁巨大铜像。
南怀仁去世后，耶稣会士张诚、白晋和徐日昇成为康熙帝的西洋老师。
张诚（1654～1707年），法国人；白晋（1656～1730年），法国人；徐日昇（1645～1708年），葡萄牙人，在康熙帝身边36年，一直到死。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张诚和白晋等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供奉内廷，为康熙帝进讲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药学、人体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们博学多才，深受康熙帝赏识。现在故宫博物馆还收藏着当年他们给康熙帝讲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用满文整理的讲稿。
张诚、白晋到北京学习九个月满语，将教材译成满文，并用满语进讲三角、几何和代数，还介绍了比例规、算筹等计算工具。康熙帝认真学习，反复思考，运用仪器，亲手操作。康熙帝使用过的一些计算工具，至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白晋记述了康熙帝学习科学的情节：
皇上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对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问题，就这样整整几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学习。然后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同时，皇上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用法，复习欧几里得的主要定律，并努力记住其推理过程……有一天皇上说，他打算把这些定律从头到尾阅读十二遍以上……皇上使用这些仪器，有时测量某座山的高度，有时测量某个显眼地方的距离。这些测量都是在随驾朝臣面前进行的。（白晋《康熙皇帝》）
康熙帝一向主张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历法，都要用科学实验证明其准确性，并亲自作测验。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初，康熙帝召大学士、九卿至御前，命人取来日晷，用笔画出正午时光影应在的位置，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大臣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康熙帝通过亲自使用仪器在皇宫中测验日蚀，发现用西洋新法编制的历书，在日蚀推算上，也出现了误差（《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又发现夏至的时间也有出入。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说：“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也。”（《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八）康熙帝的测验比钦天监专家们的测验更为精确。
白晋和张诚曾向康熙帝讲述西方医药，如烧伤药的应用。他们还应康熙帝建议，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宫中设立化学试验室，用西法制药。他们翻阅了当时法国药物学家爱拉（1618～1698年）主编的《皇家药典》，仅在三个月内，就制成多种丸散膏丹等药品，康熙帝多次前来观看。他们制的药，不仅作御用，还分给官民。这是中国*先开办的西药制造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白晋和张诚曾经治愈康熙帝的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康熙帝患疟疾，太医院御医药无效后，张诚、白晋便将洪若翰、刘应二人带来的金鸡纳（又名奎宁）献上。连服药数日，康熙帝病愈。皇帝赐给张诚、白晋白银和衣服，还将西安门内一处被籍没的王府拨给他们居住和传教。以后康熙帝将金鸡纳视为“圣药”，赏赐给他的亲属和部下，并晓谕服食之方。康熙帝从此对西医西药发生了兴趣，白晋、张诚就把自己知道的西药的配方、疗效和制作方法，用满文写成了3本小册子，一共介绍了30多种药品。这3本小册子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为以后西医西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康熙帝曾派白晋等回欧洲招聘科技人才。白晋上书路易十四，对康熙帝和清朝加以介绍。后来此文以《康熙皇帝》为名刊印，对于增进法国人士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世保存了有关康熙帝的宝贵史料。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在畅春园创建了蒙养斋算学馆。蒙养斋的任务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法国传教士将它称为“皇家科学院”。《清史稿》对蒙养斋也有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康熙帝在实践中看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他选拔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集中到宫中进行培养。为了传续梅文鼎的家学，命其孙瑴（jué）成入内廷学习。李光地推荐的苏州府学教授陈厚耀精通天文历算，康熙帝亲试之后，“命入直内廷，授编修”（《康熙政要》卷一八）。其他还有何国宗、明安图、成德等。康熙帝常将他们召至御座旁，教以几何、数学，或互对议论，探讨问题。
他还亲自给皇子、皇孙们讲授几何学。其中以皇三子诚郡王胤祉成绩优秀。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康熙帝在蒙养斋纂修律吕、算法诸书，以皇三子胤祉及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充纂修，何国宗、梅瑴成充汇编，陈厚耀、魏廷珍、王兰生、方苞充分校。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他“亲加改正”。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论述算法的《数理精蕴》、论述历法的《历象考成》及论述乐理的《律吕正义》等书相继完成。康熙帝合三书为一部，赐名《律历渊源》，共100卷。这是一部反映当时中国自然科学*高水平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系统地收集、编排了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西洋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及声律学知识，也汇集了中国传统的历算及声乐精华，颁行之后，影响很大。康熙帝的一生都与天文历法和数学结下不解之缘。他学习西方科学，应用西方科学，不仅使自己成为博学的皇帝，而且成就了清朝科学的发展。
（摘自《康熙大帝》第17讲《爱好西学》）
读书之道
四种境界
康熙帝读书，有四种境界——欣然、愤然、敬然、陶然的境界。
一是欣然境界。欣，是欣喜。康熙帝读书，有一种欣然的境界。玄烨小时候即以读书为乐。史书记载：“皇上冲龄读书时，奉圣夫人（康熙帝保姆孙氏）爱护圣躬，恐勤诵过苦，乃匿所读书，冀得暂辍，皇上必索读之不少休。”
良心要实，学心要虚。读书学习，必要虚心。他说：“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朕生性好问，虽极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于此等，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康熙《庭训格言》）有了虚心，才能用功。康熙帝常对大臣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学问之道，宜无间断。”（《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玄烨勤奋读书，常常至于深夜：“五龄以后，好学不倦，丙夜披阅，每至宵分！”（《清圣祖实录》卷一）他常深夜读书，直至天快亮。祖母太皇太后担心他因读书累坏了身体，后来玄烨果真苦读累得吐血（《清圣祖实录》卷一）！
二是愤然境界。愤，是发愤。康熙帝读书，有一种愤然的境界。《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注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我前面讲过，中西历法之争，他深切地感到：自己不懂得，怎能定是非？于是，发愤读书学习。我引述他讲的一个故事：“朕幼年习射，耆旧人教射者，断不以朕射为善。诸人皆称曰：善！彼独以为否，故朕能骑射精熟。尔等甚不可被虚意承顺赞美之言所欺。诸凡学问，皆应以此，存心可也。”（康熙《庭训格言》）他的体会是：“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学如不及也！”（康熙《庭训格言》）“学如不及”也是心求通而未得的情态。就是在三藩之乱，局势艰难，京师地震，官民惊恐，十分困难之际，康熙帝依旧坚持经筵进讲不可废误。
总之，康熙帝认为：“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康熙《庭训格言》）
三是敬然境界。敬，是尊敬、恭敬。康熙帝读书，有一种敬然的境界。在《庭训格言》中，“敬”字出现41次。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一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就是说，学习重在穷理，穷理重在读书，读书重在精通，精通重在“居敬”，精髓在于一个“敬”字。
有了敬心，才会好学：向智者学，向长者学。康熙帝说：“人多强不知以为知，乃大非善事。是故，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朕自幼即如此。每见高年人，必问其以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康熙《庭训格言》）
四是陶然境界。陶，是和乐。康熙帝读书，有一种陶然的境界。《诗经•王风•君子阳阳》：“君子陶陶。”我借用《诗经》里的“陶”字，说明康熙帝学习的陶然心境。他自己也说“读书乐志”。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康熙帝在理政之余，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部编年体史书，仔细通读，朱笔圈点，做出批注，达107则。他在《序文》中说：“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御制资治通鉴纲目序》）《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他先后通读、细读了四遍（宋荦《漫堂年谱》）。他将读书学习看作是一种和悦的、快乐的事情，要读到愉悦，读到赏心，读到快乐，也读到幸福。
四点经验
康熙帝读书，有四点经验——贵恒久、贵思悟、贵知行、贵著述。值得思考，值得借鉴。
**，贵恒久。康熙帝读书，既重恒，又重久。一个人，读点书并不难，难的是长久坚持；一个人，平时读书并不难，难的是动荡时静心坚持读书。所以，一个人读书的恒久，既表现为平时坚持，更表现为困难时坚持。康熙帝读书有毅力，善坚持。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局势紧张，不仅“每日军报三四百疏，手批口谕，发纵指示”，还坚持读书学习。
康熙帝学习之所以恒久，一以贯之，关键在毅力。以书法为例，他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对书法，颇下功夫，“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他学明董其昌字体，翰林沈荃曾教他书法。他又向善于书法之人学习，用笔时轻重疏密，或疾或缓，各有体势，因而有异于寻常人的书法。他说：“学书须临古人法帖，宫中古法帖甚多，朕皆临阅。有李北海书华山寺碑，字极大，临摹虽难，朕不惮劳，必临摹而后已。朕性好此，久历年所，毫无间断也。”（《清圣祖实录》卷二一〇）宫中古法帖甚多，他都赏阅临遍。在他五十初度后，曾向大臣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报中说：康熙皇帝“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满文与汉文”。康熙帝的书法能不能跻身于书法名家之林？我认为：完全可以。
第二，贵思悟。康熙帝读书，既重思，又重悟。康熙帝说：“读书务求实学，若不询问、覆讲，则进益与否，何由得知？”因而经筵讲学，以皇帝听讲与亲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初五日，他亲自讲述，评论是：“讲论精微，义理融贯。”
不读死书，不信空文。康熙帝说：“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即如董子（仲舒）所云‘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果使风不鸣条，则万物何以鼓动发生？雨不破块，则田亩如何耕作布种？以此观之，俱系粉饰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以为真也。”（康熙《庭训格言》）
玄烨读书，追问根底。他看到石鱼即鱼化石后，查阅《水经注》、《酉阳杂俎》、《池北偶谈》等书有关记载后，发问：“其与鱼俱生耶，抑鱼之化？”是鱼与石同时生的，还是鱼化作石的呢？又如，对潮汐现象，他到山海关、天津、钱塘江等处观察潮涨潮落，询问当地人，并问西洋传教士地中海的情况，还观察泉、井水位的变化，命人做记录，*后得出同先贤一致的结论：“属月之盈昃，其理甚明。”（《康熙几暇格物编》）
读书只有读到不忍放下，才算真正品出书中真趣。玄烨读书，达到了这个境界。他引述朱熹的话：“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方是得书真味。若读之数过，略晓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者，则是于此一卷书，犹未得趣也！”认为此言极是。他说：“朕自幼亦尝发愤读书、看书，当其读某一经之时，固讲论而切记之。年来翻阅其中，复有宜详解者。朱子斯言，凡读书者，皆宜知之！”（康熙《庭训格言》）朱熹的意思是：书必须读到废寝忘食、不愿意放下时，那才是体会到书中的真正滋味。如果书读了几遍，知道了大意，就放弃它，再去寻找别的书来读，那么，对于这本书来说，就没有得到它的旨趣。康熙帝说自己从小就曾经发愤读书，刻苦学习。当读到某一经典时，就一定要读懂它，讲论它，把它牢牢记住。近年，我翻阅以前读过的书，又发现了一些地方应进一步深入理解。朱子的这些话，读书的人，都应知道。
第三，贵知行。康熙帝读书，既重知，又重行。他说：“明理*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必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又说：“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深，行事得之*实。”（康熙《庭训格言》）怎样知行呢？在生活方面，南巡的船，他试坐多种，后亲自参与设计、制作。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路上，运粮困难，“将士每日一餐，朕亦每日进膳一次”。
玄烨读书，重视实验。在读书过程中，还演算题，搞测量，做试验，在北京城头占风、派人探测黄河源头、解剖冬熊了解胃中食物等，都像专家做学术研究一样。他读书不为表演，不徒虚名，而是对书中义理真正有了兴趣，想作深层探讨。因此，他后来成为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君主。
康熙帝在《通鉴纲目》满文译本序文中说：“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以是考前代君臣得失之故，世运升降之由，纪纲法度之所以立，人心风俗之所由纯。事关乎典常，言有裨于治体，靡不竟委穷源，详加论断，如是者有年矣。”他引述朱熹的话：“朱子云：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守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此言乃读书之至要也。人之读书，本欲存诸心、体诸身，而求实得于己也。如不然，将泛然读之，何用？凡读书人，皆宜奉此以为训也！”（康熙《庭训格言》）就是说，读书的方法，应当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从文字语义中，从容领会其真意；在德行操守方面，力行而体验。然后，做到心中平静，道理明晰，从而体味出妙旨。否则，即使博览群书，一天读书五车，于治学无益。
他在《御纂朱子全书序》中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因此，康熙帝崇尚理学的期待是：其一，为了“天人合一”；其二，为了统治万邦；其三，为了仁政治国；其四，为了天下一家。这就是强调从思想文化方面巩固清王朝的一统天下。
第四，贵著述。康熙帝读书，既重编，又重著。康熙帝认为图书的功能是：“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觌面共语，能使天下士隔千万里携手谈心，成人功名，佐人事业，开人识见，为人凭据。”（康熙《庭训格言》）所以，他一方面亲自组织、编纂了大量书籍，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等，既是古代典籍的整理，也是自身体验的总结，形成了在中国版本史上极有影响的书品精良、版式美观的“康版”；另一方面，他勤于笔耕，撰写了诗文集。学习与著述，就像春蚕，读书如吃桑，著述则如吐丝。
康熙帝所著文，由臣下整理成《康熙御制文集》一至四集，共176卷，武英殿版，陆续雕印。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前的著述，为一至三集，140卷；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的著述为第四集，36卷。《康熙御制文集》中的大部分是他在世时亲自主持，由大学士张英与詹事府詹事高士奇等人协助完成的。第四集则是在他身后由雍正帝刊行的。
康熙帝《御制诗集》收录1147首七言与五言诗及少量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是他亲历活动的纪录，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康熙帝《几暇格物编》，共93篇文章。他喜爱读书，留心考察，潜心研究，勤于著述。当他出师、行猎或巡视各地时，注意到各地的方言习俗、山川物产、动物虫鱼、药材草木等的异同关系。如蝗虫滋生的规律、各地农作物像水稻、小麦、西瓜、葡萄等等生产的情形。又因为他学过西洋的科学知识，他对自然界的若干现象也有所论述，例如他注意到黑龙江西部察哈延山“喷焰吐火，气息如煤”的奇特现象。他从瀚海的螺蚌壳，推知远古蒙古大沙漠曾是水乡泽国。他也曾在一次打猎后，命人将一只冬眠熊解剖试验。这是他学习西方解剖学后的一次亲身实验。康熙帝探讨人体生理构造，命令西洋人把西文《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本（《张诚日记》）。但由于大臣反对，没有雕梓印行。
康熙帝《庭训格言》更值得一提。他晚年体弱多病，亲自口述，由皇子或侍从笔录，雍正帝继位后出版。这本《庭训格言》是以康熙帝一生体验为主，告诉后人一些有益的做人处事道理。全书27419个字，共246条，讲述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与道理。其中多是《清实录》与《圣训》所阙，有重要价值。书中有六分之一条数是讲读书学习的。如康熙帝引述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后论道：“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又实能学而不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千古圣贤与我同类，人何为甘于自弃而不学？苟志于学，希贤希圣，孰能御之？是故志学乃作圣之**义也。”（康熙《庭训格言》）就是说，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其关键是两个字——志学。如果一个人立志于学，一以贯之，成贤成圣，谁能阻挡？所以，“志学”是做圣人的**要义。
——摘自《康熙大帝》第20讲《养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