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春秋

帝王身世漫嗟荣辱
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公元前259年），一个男孩在时属赵国的邯郸呱呱坠地。男孩的父亲是当时*强大的秦国皇子，母亲则是赵国的富家女，更兼倾国倾城之色。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个男孩，日后会成为纵横天下的盖世雄主，其名政。
　　相貌之争
对于赢政的相貌，后人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认为其定是相貌堂堂，具有君王之相。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家注》集解徐广日：“蜂，一作‘隆’。蜂，虿也。高鼻也。”意思是说，赢政的鼻子俊俏挺拔。“长目”，《太平御览》直接作“大目”，认为他应是双目圆睁，无怒自威。“挚鸟膺”，《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家注》：“鸷鸟，鹘。膺突向前，其性悍勇。”讲的自然是秦始皇卓尔不群、异常彪悍的体魄。若然，如翦伯赞先生的描述：“他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生长着一副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秦汉史》）。
不过，郭沫若先生曾煞有其事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观点：秦始皇非但丑陋不堪，还是身体有很大缺陷的残疾人。在其《十批判书》中写道：“《史记》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鼻形都成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下出软骨症的诊断。”事实如何已不可究，但秦始皇长得仪表堂堂、威猛非常，正是好战尚武的秦国*推重的那一类充满阳刚之气的好男儿这样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
　　身世传闻
在民间，关于赢政的身世，从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其生父是一代名相吕不韦。论之者凿凿，连下笔谨严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采用了这一种说法，而其史料的来源，还是太史公的《史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司马迁认为，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吕不韦的宠姬，结果被落魄王孙、当时还在赵国做人质的庄襄王看上了，吕不韦慨然割爱，成就了那段姻缘，这才有了赢政。
不过，《史记》里互见之文实在太多，细心的史家对读了《史记•吕不韦列传》，便有了捕风捉影一说。《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说的是庄襄王横刀夺爱，吕不韦从大局出发忍气吞声；更重要的是，这位美女非但是吕不韦的女人，还怀有吕不韦的孩子。这样，人们不能不怀疑：嫁给庄襄王的美女生下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也许太史公也心存这样的疑窦，也许他也听到了诸多这样的传闻，所以留下了这样一条引人发问的线索。但文中所谓“大期”，索隐徐广云“十二月也”，也就是说，赢政母从嫁给庄襄王到生出孩子，足足过了12个月。或许司马迁暗示后世读者，这位美女即使在嫁给庄襄王之后，也还是和吕不韦暗中春风数度，这未必没有可能。不过，在史无明文的情况下，直接确立秦始皇私生子的身份未免武断。
　　漂泊童年
在回到秦国之前，后来雄视四方的秦始皇赢政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王孙贵族。在他的童年，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质。根据高阳先生的说法，“质”有多音，强国抵押在弱国的，其音如“致”；弱国抵押在强国的，则作本音。大致“质子”为太子或者该国重要的王子，而“致子”则正好相反。强国总存着欺侮弱国的念头，而“抵押品”就是用来牺牲的，当然不会把*受宠的王子王孙派遣出去。这样看来，赢政的父亲在秦国王室中根本没有地位，别说归国之期遥不可待，就算回到秦国，也未有一登帝位，尽享荣华之日。
就是在这样漂泊于异国他乡、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中，年幼的赢政一天天长大。可是，在他三岁那年，赵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前所未有地紧张了起来。他的父亲作为秦国的人质，自然也朝不保夕，生命岌岌可危。还是吕不韦，获知赵国要对人质不利的消息后，立即下重金，买通重重关系，终陪同政的父亲逃回秦国。因一时隋急，不得不抛家别口，赢政母子陷入了孤儿寡母的处境。若不是他的母亲家里力保，母子两人早已身首异处。又过了好几年，赢政之父庄襄王已经成为了秦国太子，掌握了大秦王国的实权，赵国不愿意与秦结怨，这才把赢政母子好好地送回了秦国。那一年，赢政九岁。弃子孤儿一下成为皇室贵胄，告别了东躲西匿的悲惨处境，也告别了不堪回首的童年。
　　六世余烈秦国之兴
说到赢政的统一功绩，后世史家喜欢以“奉六世之余烈”概之，意即秦剿灭六国、一统天下，并非是他一个人的功绩。
秦人原是秦亭（今甘肃张家川）周围的一个赢姓部落。西周孝王时，这个部落居住在犬丘（今甘肃天水地区，一说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因其首领善于养马，于是被周孝王召至开渭之间（今陕西扶风县和眉县一带），专给周王室牧放马群。又因功绩出色，周王大悦，遂“分土为附庸”（《史记•秦本纪》），到那个时候，才以“秦”为正式族称。直到公元前771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平王东迁，立下了赫赫战功，平王这才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后定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南），此为秦国正式成为诸侯国的开始。虽然名分是有了，但地处西陲偏僻之地的秦国还是影响甚微：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及晋、郑、齐、鲁、宋、卫诸国都自称“中国”，而将秦、楚、吴、越视为夷狄，开会结盟这一类象征着光荣和信任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来没有他们的份。秦国的真正强盛，是经过了数十代君王的不懈努力才逐渐奠定的，其中*重要的君主，则是秦穆公、秦献公、秦孝公、惠文王和昭襄王。
　　秦穆公
秦穆公名任好，在位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史家认为他是春秋五霸之一。无论如何，在他任内秦国开始取得了国际声望，此为事实。
在穆公继位的时候，秦国经过文、宁、武、德、宣诸公的励精图治，疆土不断东移，已占有大半个关中。而从秦穆公开始，偏据一地的秦国麾下有了众多在战国时期大名鼎鼎的贤臣，如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等，个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这样一批能臣的共同努力下，秦国把自己的脚步小心翼翼地往外迈了一步又一步：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更把握机遇，在周襄王时出兵攻打了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地千里，被襄王赐名为西方诸侯之伯，秦国自此称霸西方。
《诗经•黄鸟》载：“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写的正是秦穆公去世之后国人对他的悲悼，言秦国的子民都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回秦穆公。这样一位国君，在外图霸业的同时，没有忘记内修国政，无疑深得人心。
　　秦献公
秦献公名连，一名师隰，又称公子连，在位23年（公元前384－前362年）。他即位的时候，国内局势不算很安，宦官掌权多年，所以，秦献公初登皇位的前些年，还是以安定人心、发展经济为主。
秦献公元年即位的**件事，就是废除了秦国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三百多年的活人殉葬制度。在这项制度盛行的时代，秦国每年都要杀死大量的青壮年奴隶以显示贵族的身份。秦国地广人稀，本来劳动力就不够，故献公废除这项制度，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劳动力用于国家建设，获得了实际成效。此外，献公还鼓励人民繁育多生，国家予以补助和奖励；又施行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周边国家和部族的人到秦国种地、放牧。这样一来，秦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用人就得到了保障，更开垦了很多荒地。国力增强后，献公立即进行迁都事宜，把都城从位于秦国西部的雍（今陕西凤翔）迁到了东部地近河西的栎阳（今陕西临潼北），表明要夺回河西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
即便对与中原的交流有着强烈的渴望，秦献公还是没有轻率用兵，只是一门心思地埋头改革，搞国家建设。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献公在蓝田（今陕西蓝田西）等地设县，直接掌握了这一片边境地区。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秦国初行为市，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规范管理，抽取营业税。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又颁发了一道新的命令，“令民为户籍相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一来，臣民必须向国家申报身份、户口。此外，这道命令还规定了家出一丁、五户成一伍、十户成一什的“什伍制”，仿效军队的编制来编组民众，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互助耕田，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并赋予告密防奸、联保连坐的维持治安责任。秦户籍相伍。这样的制度很容易把国民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易收到同心协力的效果，可以说是战备时段*适合的国家形式。这样举国上下奋斗了十年，秦国的国力渐强，人口大幅度增加，军队素质也磨炼了多时，献公晚年，秦国才把试探的步伐迈向了中原。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对周天子显王不敬，献公便以此为借口，起兵勤王。并且在洛阳大败韩魏两军，天子大悦。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军以打回老家的口号攻魏，一举夺回秦国的故土河西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这在战国时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巨大胜利，献公也被赐予了与秦穆公一样的“伯”的称号。
在秦献公在位的23年中，秦国的内部事务前所未有地稳定和繁荣，国富然后兵强，秦人更在战争中又一次触摸到了往昔的荣耀，秦国离中原又近了一步。
　　秦孝公
秦孝公名渠梁，在位23年（公元前361－前338年）。《过秦论》中“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写的正是孝公一朝君臣的功绩。
孝公继承了献公的王位，也继承了献公逐鹿中原的梦想。当时，敏感的孝公觉得各路诸侯还是看不起从荒蛮之地崛起的秦国，愤然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光有愤怒是不够的，他“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之余，更提出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求贤令。于是卫国人商鞅款款登场了。
有现代史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咸阳街市上竖起那根木头时，历史的进程就已经注定了。商鞅变法的内容多矣，统而言之，方向是一个：让国家拥有对人民切实的控制力。他力行“废井田、开阡陌”的政策，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又配合设立了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制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总共在秦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县）。这样，国家任命县令，县令通过户籍制度直接管辖属下人民，而人民被鼓励留在土地上劳作而非在市面上浪荡，整个社会的稳定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当时的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商鞅为此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通过县令推行下去，这样，全国的赋税标准就得到了统一，浑水摸鱼的事情就杜绝了。此外，作为野心勃勃的国家，秦国要实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梦想，唯一的选择是打出去，有鉴于此，商鞅变法把军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的法令规定，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设定二十级爵：一级日公士，二级日上造，第十九级日关内侯，二十级日彻侯。每一级爵位均配有相应的田宅、奴婢和衣服等次；又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明确了赏罚的标准，使得秦人清楚地知道荣华富贵要从哪里去获取。
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的做法，使得秦国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战国风气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大好局面。
　　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名驷，在位27年（公元前338－前311年），是孝公的儿子，秦武王和秦昭王的父亲。传到他手里的秦国，已经不是当初马疲民弱、闭塞狭陋的小国家，经过献公、孝公两代人一以贯之的变法图强，秦国已经跃然成为**流的强国。
不过，惠文王深刻地懂得成败系于一线的道理，并没有躺在父辈的余荫里不思进取。他在位的27年并非波澜不惊：公元前318年，韩、赵、燕、楚、魏、齐六国“合纵”攻秦，秦国虽然军力雄厚，可是要应付六个国家的同时进攻，到底力不从心；谋士的“朝秦暮楚”更使得局势扑朔迷离。幸好，天佑大秦，秦国得到了张仪。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加上过人的胆略见地，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惠文王得以“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史记•李斯列传55），化弭了一场危机。
在惠文王的任内，秦国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打通了梦寐以求的中原通道，攻灭了巴蜀，占领了汉中一一中原通道，这个也是战国时期的商业金道，巴蜀之地从来就拥有**等的良田——秦国的领土面积骤然扩大了数倍。勇于战争的秦人在经济上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无疑是拥有了富饶巩固的大后方，日后统一天下的强大经济基础就此奠定，几代秦君的中原之梦又逼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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