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政治人类学导论

**章 政治人类学的发展
第四节 过渡期
经过10年时间的销蚀，到50年代中期，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大厦在根基处产生了裂痕。虽然没有充分理由说当时完全放弃了这种研究范式，但可明显看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埃德蒙·利奇发表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一书。书中，作者明显转向了一种集中于研究过程的动态分析方式。在缅甸的克钦山区，利奇不是发现一种而是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昆老克钦人的半无政府制度，二是昆萨人的半不稳定制度，三是掸人的集权小国家——“掸国”。克钦人和掸人是具有或多或少差别的共同体，各自又包括许多语言、文化和政治亚群体，它们都按一定方式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对这种制度，不能设想有任何平衡方式；昆萨人和昆老人之间事实上也是经常互相交流的。为了就自己的研究对象发现某种有意义的东西，利奇把他们置于一种理论模式的限定效应下进行检验；这种理论模式以一套先验观念为基础，“其各种概念被当作好像一种平衡制度的组成部分一样”（Leach1954；cap．9）。利奇的研究结果恰是这些人民的实际情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有一个理想的认识模式，这个模式通过仪式和符号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但在实践中，这些人民的行为并不十分忠于他们自己的“好像”概念，更不忠于这位人类学家的概念。这些观点与莱维一斯特劳斯的精神结构主义（estructuralismo mentalista）观点颇为相似（利奇后来把莱维一斯特劳斯的观点引入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类学界），并参照了后来成为美国心理人类学中心议题的所谓“认识记录”论（rogistro cognitivo）。利奇的方法对政治研究具有现时重要性，由此，在抽象的政治结构与“脚踏实地的”政治事实之间就产生了明显区别。把政治人类学推向研究非洲以外的社会，并使政治人类学从研究相对封闭的单一语言社会下解放出来，利奇也发挥了几乎是转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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