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智慧

篇一：《孝经》的现代智慧
　　孝的现代分量和尊严
中国的孝文化有着漫长的历程和丰富的层积，其精髓绵延维系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对稳定中国社会、凝聚中华民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孝在现代曾经被批判、践踏、涤荡。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反对“吃人”的礼教，主要就指孝道、妇道等，乃至整个宗法制度。此后则众所周知，这种理念和做法越演越烈，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极点，破除“四旧”，“造反有理”，许许多多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的“孝子贤孙”被批斗。谁还敢说孝、读《孝经》、说《二十四孝》？谁还敢出版属于禁毁之列的有关孝的书籍？
历史似乎轻轻地翻过了这一页，却永远会被后人不断翻阅这一页，因为人们要借读史来明智，所以历史的这一页当然不会被人们遗忘。
孝，在现代还有自己的分量和尊严。试看，在一个“孝”教育缺乏的年代、地方，往往会生长出种种的社会的“毒瘤”。
我们也许还记得八十年代那件抓捕“二王”的惊天动地的大案。1983年，大年三十，沈阳王宗坊、王宗玮持枪连杀了4人以后，流窜全国，继续杀人抢劫，经过7个月零6天才被击毙。他的父亲因为包庇罪，也被判刑7年。当时满街上都张贴着“二王”的照片，中国人**次看到了悬赏通缉令。据说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刑侦网络就是从“二王”以后开始建立的。
2007年9月，距离1983年“二王”被击毙的24年后，他们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的父母接受了采访。其母亲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两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这时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他们的枪是从沈阳大北监狱偷来的，有一个还当过兵，当过班长。“看过那么多报道，只有一个作家说过‘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今年已经81岁的老父说：“以后身体好了，我想和老伴沿着我儿当年走过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儿当年是怎样生活的，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给人家道个歉啥的，我都能啊。”（《扬子晚报》2008年9月22日三联文）——这一则报道也许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读到许多值得深思的信息。“文革”中许多野蛮的、疯狂的、甚至灭绝人性的“武斗”、“打砸抢”，不知道使得多少人扭曲了心灵。
新时期，孝文化重新复苏，而且更广更深地被开掘、衍生开来。孝，再次显示出自己的分量和尊严。 　　
　　现代社会一方面高度发达、科技高速发展，一方面“儒雅”、“温情脉脉”的伦理之“纱幕”渐渐被扯去。社会中的人与人、人与金钱、人与物欲的关系变为赤裸的、工具化的、冰冷的关系。官员的腐败、暴富的无德、狂徒的贪欲，社会的风气也被搞得可想而知了。
《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就是孝的分量，这就是孝的尊严。一个人的人格塑造，应该从这一根本上起步，而这也只不过顺着人性来培养教养而已。人们从正反两面的对照中，重新发现了孝的分量与尊严，这大概也是今天宣传孝文化的重要原因吧。
关于孝的分量与尊严，可以常常体会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那段话。孙中山说：“讲到孝字，我国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究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当然要提倡孝，但不能愚孝。确实，要“孝”，就要对传统有取有弃；要“孝”，就要与时俱进。其实孔子那里孝的智慧，是活的智慧，怎样转化为现代的孝的智慧，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孝是人性本来的元素，就像种子一样埋在人的内心深处。每听到一个感人的孝子的故事，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会动容、被打动，大约就是这些潜在的元素在感应着，因此现代社会、学校、家庭中仍旧需要孝的教化。如果不教育，那么这些种子与嫩芽可能被埋没、摧折了。当然这种教育不应该是说教，而是人性的引导，是保护这种子在内心的善的土壤中发芽、潜长，*后郁郁葱葱，焕发出人的尊严、人性的光辉。
鲁迅评《二十四孝》的智慧
　　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专门谈到“孝”一问题。
首先，鲁迅的评论中，传达出《二十四孝》在当时极其普及的信息。如鲁迅得到的《二十四孝图》，就是“一位长辈的赠品”。这说明当时在给儿童的礼物中，常见的一种便是《二十四孝图》。今天我们早已经不再为孩子送上这样的礼品了。再如鲁迅所说：“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这说明了当时十分普及的情况，不管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社会下层，或一般人，比如鲁迅的保姆阿长，即长妈妈，都知道其中的内容。如果今天，不要说一般人说不出《二十四孝》的内容，即使文科大学生也不一定一看图就能“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来。
其次，鲁迅将《二十四孝》的内容分为几类：
一类是可以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等。鲁迅说：“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
一类是可怀疑的。如《哭竹生笋》、《卧冰求鲤》。鲁迅说：“‘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家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一类是反感的。比如《老莱娱亲》、《郭巨埋儿》。鲁迅说，这是“其中*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
鲁迅还专门对此两则加以评论。他说：“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鼗也。朱熹日，‘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页，便急速地翻过去了。”——这是一个孩子的心理活动，说得很有道理。
鲁迅又评论道：“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仙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儿童需要真诚，《二十四孝》中的一些表述，有些地方太夸张，不近人情，因此引起人们的反感，尤其是儿童。此中也看到《二十四孝》在日本流传之一斑。
鲁迅于《老莱娱亲》此则，不仅特别有意见，还专门进行了考据比勘，说：“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我们在后文会对照文句，可参考。鲁迅说得极是，有“诈”字与没有“诈”字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进行了独立的研究与思考。
鲁迅还十分反感《郭巨埋儿》，并加以评判。他说：“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日，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像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鲁迅还谈到自己读了以后的那番感触：“我*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鲁迅还将自己的心境往深里叙说：“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鲁迅还说：“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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