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在现代化途中-三农问思

本书特色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理性、宽容，需要抵制任何极端的或“绝对正确”的口号。我很高兴地看到比我年轻30岁的曹东勃现在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他不但在本书前言内反对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问题，提出对各种观点都“需要作同情之理解”，而且在全书中贯彻了这样的立场。中国需要对“三农”问题的更多理性思考和扎实研究。东勃这本书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考和研究。同时，本书用通俗语言生动解说和讨论了中国“三农”问题和有关理论。这种解说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终靠的不是书斋内的研究，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靠的是大众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
　　　　　　　　　——胡景北（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意志银行基金教授）
　　在担任《上海证券报》评论主编期间，当我**次阅读曹东勃先生的作品，立即感受到一种阻挡不住的迎面而来的清新——不仅是为他的认真、细致和严谨，更为他用智慧眼睛洞悉到的事实、探寻到的问题症结和提出的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建议。曹东勃先生围绕耕地问题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不仅反映了他丰富的资料积累和严肃的研究态度，其鲜明的立场更反映出一位研究者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强烈的责任意识。
　　　　　　　　　　——时寒冰（资深财经媒体人《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首席评论员）

内容简介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颠覆性的变迁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韵过渡。置身于这一幕宏大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三农”问题虽已被推入现代化轨道，却滞留于中途——此间充满了共时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让人困惑，也催人思考。

节选

相关资料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返小农”的经济逻辑从1978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开始承包土地，为期15年；到1993年**轮承包期结束，又开始了第二轮为期30年的承包期。同时，1984年颁布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村集体对于农地的所有权，中国的农村土地由国家所有变为集体所有。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2003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不仅仅明确保护了农民对于集体所分农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将与产权相关的*为关键第三种权力，即转让权赋予了农民。这项法律规定，农地的转让权属于农民（即承包方），而不属于集体（即发包方）；进行农地转人的原则是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强迫和阻碍；农地转入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有转包、出租、互换等各种形式；农地转让的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后，由农地转让所获得的收益归农民所有。除法律上的保障之外，政府高层也在多个场合重申农地制度的长期稳定性，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人大会议结束后答记者问时表示，要长期保障农民对于土地的经营权，“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说永远不变”。这便是*近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变的大致轮廓。这里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将“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替换为“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2004年以来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所重现。两相对比，变化之处在于淡化了“联产”和“责任”两个关键词。这是因为，直到1984年，由于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以及粮食短缺状况确实比较明显，我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仍然执行着统购统销政策。在集体经济下，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并承诺完成一定的国家定购任务，这就是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而单个小农户的具体种植决策也受到国家和集体意图的影响，因而地块虽然分包到农户家庭，但一定区域农产品的品种结构仍由集体统一规划，这就是承包基础之上的“联产”。而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1亿吨，粮食大幅增产使农村**次出现了“卖粮难”。统购统销在这种粮食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就失去了意义，于当年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20余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粮食贸易条件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农民的种植决策权、经营自主权也得到加强，所以就由“家庭联产承包

作者简介

曹东勃，男，1983年生于辽宁阜新。2001年至今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先后获得文学与管理学双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现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并始终对“三农”问题持有浓厚的兴趣。在《读书》《学术月刊》《改革》《社会科学战线》《经济学家》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在《书屋》《文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等报刊发表书评及时评4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摘要多篇。曾获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上海赛区特等奖，第七届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成果三等奖。2002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2005年、2007年，两度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