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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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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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兰传》记天启年间红毛番侵据彭湖颇有错误。传谓“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这是误信了《实录》所记巡抚商周祚“以红夷遵谕拆城徙舟报闻”的缘故。其实红夷并未在这年撤离彭岛。傅又谓天启四年南居益遣军攻剿，红夷退去，“独渠帅高文律等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参以本书所辑资料，此说似有疑问。按《熹宗实录》天启四年十月己亥日下转录《两朝从信录》叙述彭岛攻剿红夷之文，谓竖白旗请降的夷酋名叫“牛文来律”。又谓红夷被迫拆城，于“旧高文律所居”的大楼不忍拆毁。足见这座大楼是高文律旧日住过的，不是拆城之时高文律等据城自守。据南居益《谨陈闽事始末疏》，夷首高文律是在攻剿彭湖之前被擒于厦门港口的。南巡抚曾具疏以闻，谓“俟荡平之日，俘解阙下”。彭岛既平，果将高文律解京，熹宗皇帝还“祭告郊庙，御门受俘，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和兰传》说到崇祯时期的红夷事情，对于崇祯六年红夷之犯漳泉、巡抚邹维琏之献俘京师以及郑芝龙、张永产的料罗大捷，都没有详晰的叙述，只笼统地说了一句“崇祯中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未免失之简略。不仅《和兰传》有舛误略漏之处，就是《明史》里的南居益、沈有容、邹维琏、路振飞等传，关于夷事也都记得简单。这本以荷兰人侵据彭湖为中心的史料集倒有相当的价值，可惜缺了万历年间红夷初据彭湖的原始资料，而现存天启、崇祯时的文件又多残缺不全。因此，这本书被题为《明季荷兰侵据彭湖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