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学术大师自述文丛)

很不幸的，国学会开讲还没有满一个月，太炎先生就给袁政府逮捕下狱。我失掉了这一个良师，自然十分痛惜；但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我以前对于读书固极爱好，但这种兴味只是被动的，我只懂得陶醉在里边，想不到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它们的主宰。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知道只要我认清了路头，自有我自己的建设，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材料。于是我有了烦恼了：对于这许多材料如何去处置呢？处置之后作什么用呢？处置这些材料的大目的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时时盲目地侵袭我的心，我一时作不出解答来，很感着烦闷。不知是哪一天，这些模糊的观念忽然变成了几个清楚的题目：“（1）何者为学？（2）何以当有学？（3）何以有今日之学？（4）今日之学当如何？”我有了这四个问题，每在暇闲中加以思索，并且搜辑他人的答案而施以批评。大约民国三年至六年（1914-1917年），这四载中的闲工夫都耗费在这上面了。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
我当时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只因听了太炎先生的话，以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则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览的习性总想寻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坏法。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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