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一直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得出一个结论来。通常一般人研究井田制度之主要参考书有下列数种：　　1.《孟子》；　　2.《周官》①；　　3.《春秋·公羊传》②；　　4.《汉书·食货志》③。　　孟子时，井田制度已不存在。由于《周官》为战国末年晚周之书，此时井田制度破坏已有二三百年。故《周官》亦不可靠。商鞅在秦变法，以中国东方之制度去西方实行变法，但此时东方早已变了。　　所以，欲研究井田制度，上述四种古籍已不可靠，应找《孟子》以前之史料。　　战国之时、孟子之时均已无井田制，故此时讲井田制已无凭据。胡适之先生谓并无井田制度，然而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其说。　　讲井田制，宜根据钟鼎文讲，不过单靠钟鼎文，材料不够。　　总之，井田制度乃跟随封建制度而来。　　何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　　“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沟封之。”意即由大司徒圈划一块土地，在土地之四周筑以水沟而成封土。　　凡封国，即封其四疆（如封信、封门一般），将沟中挖出之土筑成围堤，堤上植树，使人不能越过，谓之“封”。　　聚集土曰封，“封”者，界也。　　又穿沟出土于岸，而皆为封，封即起土界也。　　“国”，就是城圈之意，犹如西方之“城”（City），中国古代之城与西方相同。　　中国古代之城散开而并不毗连。“国”与“国”之间为游牧之人所居，谓之“戎狄”。古代封建时期，农、牧之民兼有，直至战国时土地大加开发后，大部分人民才以农业为主。　　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便是戎狄，其他则为耕织之民。华夏为防御游牧人入侵，故筑沟建墙以居。此耕织之民便是华夏。其实，华夏与游牧，均为中国人，不过游牧是流动四方的牧民，华夏是固定居住的农民而已。其不同只在文化生活方面。　　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里先生①亦同意此见解。　　西周时代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前就有。　　西周亦无法将之除灭，便任其和平共存；这些小城邦亦无法与西周匹敌，便承认西周为共主，遂以天子之礼事奉之。　　西周初期，这种错落散处的城邦从几十个扩展到一百几十个，各在其城圈之内耕种农作物，与城圈外之游牧部族本可相安无事，但游牧部族乘城郭诸邦有事时便来侵扰，使城圈内之诸夏怀有戒心，便趁封建势力扩大后，将游牧人驱逐至塞外或山上。　　由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农业区是分散的，一块块的。分别为垦殖区，各不毗连相关，可称为小规模的农业分区开垦。　　古代*大的侯国，其国土面积占100方里的已算是大国了。城与城（即所谓国与国）之间相距约50里。此100方里之地里面包括城郭、村邑、山林、池泽、耕地及弃地，并不能完全用来作耕地用。即使全部可垦殖作耕地的话，亦不过可划分成一万块井田面积，合计约900万亩土地面积①。根据《周礼》一书的记载，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已满布田地了。　　二、井田制的变迁　　按照《春秋·公羊传》所说，所谓“井田”，“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来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外，其他每家100亩，共九格。但偶然亦有少去一、二格或多出一格者。　　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老子非历史学家，其实古代村与村之间相距甚远。　　约言之，井田是在小城圈之内，在封建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一个侯国之内，有君、卿、大夫、士等多个等级，各可分得相当于其地位的应得土地，所以百里大侯，所分到的地也不算多，等于后代的一名业主，由各大小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佃户）耕种，但土地权则仍属封建主。　　封建制度下之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佃农，是公平的，并无偏多偏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并无兼并，亦无贫富之分。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云：“初税亩。”此条说明首次向农民收取农田税，却也间接说明了不征收田税时的贵族必有别的生活来源，此实乃井田制度。因封建时代，贵族均靠农民而生活，便是依赖井田制度而获得公田之收益。　　《春秋·公羊传》解释：“初税亩”即是“履亩而税”，便是有一亩地，收一亩税。　　又《春秋·谷粱传》言：“古者什一，藉而不税。”藉是“借”的意思，亦有“助”的意思。　　又说：“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即私田收成不佳，则错在官吏；公田收成不佳，则错在人民。这里所提及的“私田”和“公田”，即将一块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的方块，即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则为“私田”。　　“初税亩”者，即取消“公田”，将田按亩而税，收取十分之一。　　其实，“初税亩”以前的井田制度，即“私田”由封建主借给佃农，但佃农得替封建主种“公田”，平心而论，这种制度，比罗马的奴隶制度平等得多了。　　在井田制度时代，由贵族，即当时之封建地主派农业指导员负责协助扶植农民，在管教上之态度不能称为主人与奴隶间之从属关系，故有说私田收成坏责备官吏（农业指导员）；公田收成坏则责备农民。当时之井田制，“私田”由每家佃农各自耕作，“公田”则由八家合耕之。　　当初推行井田制度时，情况理想。《诗经》中也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的诗句。渐渐地，农民萌生了尼采之哲学思想，大家不再勤力耕“公田”了，因此把“公田”废去，一律变为“私田”，不再有“公”、“私”之分，均改为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综上而言，土地所有权观念之改变，乃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西方专门讲革命，注重订规则；但中国则永无革命，中国之进步并非由革命而来。　　《孟子》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书中所提及的“贡”、“助”、“彻”，均为古代之三种征税方法。　　《孟子》中引《诗经》云“雨我公田”，《孟子》中又提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时上距周代已有200年，《孟子》书中提出上述三种税收方法，认为“助”法*佳，“贡”法*劣。“贡”法是取数年来收成平均数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坏每年不同，收成好时有盈余，但荒年连肥料费都不足，故“贡”法不好。“助”法是随年岁好坏而收税，对农民有利。“彻”法是永远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过每年要调查田亩。后来“贡”、“彻”二法并用。每100亩征收七担，收成好并不多收，坏则可报荒，所以租税制度很合理。　　有“公田”、“私田”制度时，即有“还田”与“授田”，所有权属于贵族，废除此制前，当时分田公平，这是为要均劳逸，为要使“公田”有适当的照顾，但自废除此制后，农民便可多耕殖土地，便是要“尽地力之教”。　　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即百里平方）。当时封的大国面积为100方里，除去三分之一土地的山泽邑居，其他则可辟为600万亩田，完全耕作，谓之“尽地力”。预算农家有六万户，此处所论及之“尽地力”，是尚在格子线以内，仍在以100方里为中心的单位中。　　后来商鞅在秦孝公时废井田。《史记》载曰：“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此项记载，至南宋朱子作《开阡陌辨》从此800年来遂成定论，一定至今。　　“开”者，设置之意，或原来是墙而新开设一门之意。有人说商鞅废“井田制”而开发“阡陌制”，朱子以为不然。原意是，井田制是有阡陌，阡陌即是大田岸，后来没有阡陌了，即冲破了格子线而已。　　百亩之田之格子线谓之封疆，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志。封疆内之地便是井田，一井与另一井之间是隔了相当距离。井田的格子线一被冲破，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亦随即被冲破了。　　井田制度之所以要划成一方方的格子，乃是因为外防敌人，内以方便平均分配。　　《战国策》中蔡泽有言：“决裂阡陌，以静民生之业而一其俗。”“民生之业”即是指农民之耕作。按照朱子的解释，有阡陌时即是当时有井田制度。农民所耕种之田地仍得归还封建主。但废除阡陌后，农民不论种多少田地，只缴赋税，土地已变成私有，民生便安定了。由此可证明井田制度是有的，历来以朱子的解释*为适当。　　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所记的“初税亩”，以及《史记》所记载的“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都证明了中国古代有井田制度。　　三、商鞅为何废除井田制？　　商鞅所以要废除井田制，原因之一是当时有田畯查田，得悉农民多耕少报，挖少田岸①。因此商鞅遂把阡陌（即大田岸）破坏，井田制度亦因之而废除了。且当时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制度变为郡县制度，因此很自然地可以把大田岸大围墙加以铲除，遂化成大整块之农田。　　此外，尚有促成废除井田之其他原因，如有些地区土地狭小而人口密集。《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此时孔子出生）就有记载道：“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说明了郑国地狭人稠，因此将井田格子线破毁，由子产加以整顿，使“田无封洫，庐井不伍”。　　又一原因，是由于当时已发明铁器耕田。《孟子》中记载了“许子以铁耕”之事实。因有铁器耕田，农民便有能力垦殖较大面积之土地，便不必再受格子线之束缚。又如春秋晚期已有牛耕，《国策》记载“秦以牛田，水通粮”；孔子弟子中有名司马耕字牛者，亦为一旁证。进入战国时期，牛耕更盛。　　又一原因是战国时代水利工程专家辈出，如魏文侯时有西门豹；魏惠王时有白圭；魏襄王时有史起；秦孝文王时有李冰；秦始皇时有郑国。灌溉工程兴建完成，灌溉比以前方便，因而可照顾到更广阔的耕地面积了。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税收制度改变而使井田制不能持续。井田制是一种公田制。一块大约一方里的土地，划成井字形般900亩田，中间的100亩为“公田”，由八家共耕；其余800亩“私田”配给八户人耕种，公田的收成归封建主，私田则归农户自享。　　初期的农民性情纯朴，勤劳地为地主耕作“公田”，对自己的“私田”反而看为次要。但这些井田之所有权全属于贵族封君。即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由于八户是助耕公田，才可享受私田的收获。正如近代有人为富豪看守坟墓而获耕食墓田，实是一种雇佣性质。　　当时之封建地主特别设置农稷之官，用来教导协助农民如何辨别土壤，如何选择种子，并经常巡视田野，督导农耕。由于农民智慧低，故须勤恳教督，加以扶助，如叛离主人，则易受城圈外之夷狄之侵扰，使全家不能安居乐业。因此贵族与农民可以相安无事，平安度日。　　直到“履亩而税”开始，税收改为视田亩之实际收成所得而抽取固定之比率。此即《孟子》书中所说之“彻”法。井田制度遂完全被破坏。　　井田制度是一种随封建制度而产生的政治制度中之一环，并非社会经济形态，是中国周代有统一的封建制度后而产生的，绝非郭沫若所说的原始共产社会，然而由于周代常搬迁，故可称之谓“农业社会武装的殖民开垦”。　　四、“辕田”制度——农民交换耕田　　春秋时，曾实行了下列一些赋税制度。　　《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开始实行田赋之制。此时已较“初税亩”时迟了91年。　　当时的赋税之种类大致上有下列几种：　　1.田租：农民种“私田”，向地主缴纳田租。　　2.田税：农民种“公田”，而向政府缴纳田税。　　3.田赋：自实行“初税亩”91年后开始。　　当时尚有一种赋，是农民纳税之外，遇战争时便向农民征用运输车辆及牛，并担任力役。但农民并非正式军人，只是军中之附随，亦无正式编入军队中之权利与资格。战争时期，农工商贾照常经营，不受影响。　　《国语》中记载：“先王制土，藉（助也）田以力，而底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夫以力，而议其老幼。”此处所言之“赋”是征收草物，“任”即“任力役”。　　晋国时曾开“爰田”制，因晋国在黄河之北，地大人稀，是谓“宽乡”。一人可耕200亩，亦可轮番耕种。　　《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说此时晋设“爰田”。“爰田”即“辕田”，辕者，易也，有更调之意。“辕田”即为了农民所获利益均等而有交换耕地之举。　　秦孝公时亦曾作“辕田”。《汉书》有记载，大意是秦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制是割、划的意思）。故商鞅自魏去秦而破弃井田，而作辕田，农民甚喜。　　《周礼》将田分为三种等级：　　1.上田（上品）不更易，一年一垦。　　2.中田（中品）一年交换，三年一垦。　　3.下田（下品）交替轮耕，三年一垦。　　何休云：“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　　另一种说法是：“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　　“商鞅始割裂田地，开立阡陌①，令民各有常制。”　　又有一种说法是：“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此是轮耕制。　　晋国在黄河以北，地大人稀，乃是“宽乡”，故开爰田制。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可见此时期之土地制度以100亩为单位。　　以上是人口少土地广的“宽乡”，行的是交替轮耕的“爰田”制。但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载，子产管辖的地区地狭人稠，施行的则是“狭乡”制度了。　　五、井田制与西方庄园不同　　西方的“Manor”（庄园）乃西方贵族的领地①。中国人称出现“庄园”为在唐朝以后。此种西方的“庄园”是大块的、开放的、无界的，即无阡陌的。在此大面积的田中，有很多农民耕种，相当于中国古代井田制之“公田”，但无“私田”。一个“庄园”，等于一个社会单位，用简陋方法耕种，到18世纪时，西方此一公田制度取消了，遂用新法耕种。　　西方用庄园的耕地方法约实行了1000年，却与中国的井田制度刚好相反。井田制有格子线，但西洋中古时期的“Manor”，是大块的耕地，由农民合作公耕，农民附属于土地，是谓“农奴”。土地主即贵族，耕作粗简。到地主阶级取消，有了自耕农，于是将土地分割给各家自耕，土地转让给农民自己。但中国的井田制是把土地划成井字形，农民并不附属于土地；土地所有权虽是贵族的，但农民并非农奴，所以中西两种制度大相径庭。苏俄今日有集体农场，因其距沙皇封建时代不远，故仍有大规模庄园制，此乃与中国大不相同。　　中国井田制有格子线，后来此格子线被破坏；但西洋时期之庄园并无界线；自18世纪西洋封建庄园制破坏后，土地有了分割（划分），此亦是与中国井田制截然不同之处。　　西方的庄园，土地是农民无份的，分不到的，是谓封建农奴制度。原始共产社会是土地公有，大家没得分的。今日的共产政府是无产阶级专政，土地权属政府所有。　　原始社会是大家有份的；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均是大家无份，属于一人的。但中国贵族较西洋的好，因为是讲人情。如中国将来有资本主义，可能亦比西洋的为好。　　第六章　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一、王莽辅政，兴利除弊　　西汉统治历200载后，王莽篡位，开后世以禅让得天下之始。西汉遵循秦制，无所兴革。至王莽锐意复古之制，欲返回诗书六艺之先秦时代，却不到20年而覆亡。秦祚虽短，其政制仍行于西汉；王莽“新朝”亡后，其一切建树皆灭，但王莽当时之措施，亦甚值得后人注意。　　王莽家族中，封侯者九人，任大司马者五人。其父王曼早死未能封侯，故王莽自幼即孤贫，反而使他折节恭俭勤读经书，因此30岁时，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王莽，且复受当世名士之揄扬，得封新都侯。王莽爵位愈尊而节操愈谦，遂于38岁时擢升为大司马，继其四父（王莽父之兄弟）辅政，此时已显露其政治理想，已为举世人心所归向，其成功主要在此。　　成帝哀帝之际，王莽已为大司马。哀帝于绥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即下诏定出“田宅奴婢限列”的新规定，大略如下：为了防止奢淫之风，使政治上轨道，凡属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等，过去可多畜奴婢，无限量拥有田宅，造成与民争利，使百姓陷入生活困境，今起一律要有所限制。　　上述各级人员均不得拥有田地超过30顷。　　畜养奴婢，诸侯王不得超过200人；列侯及公主不得超过100人；关内侯及吏民不得超过30人。商贾不得拥有田地，亦不得为吏。如有违犯上述规定者，田地奴婢皆由县官没收。　　宦家奴婢年过50岁者，可免奴婢名分，成为庶人。　　郡国不得再献名兽。哀帝19岁即帝位，登位未满两月，已先下诏“罢乐府”，接着“议田宅奴婢限列”，照常理推测，决非出自哀帝之意，必另有出主意之人，此人呼之欲出：即当时辅政之大司马王莽。上述“有司条奏”诸端，可以称为极大之善政。　　西汉历代帝王中有如此魄力者，甫登位即下诏厉行新政者，惟有武帝差可比拟，且武帝尚有所不及。有人谓此事乃大司马师丹所主张。但大司马王莽以病免职，由师丹接任是在七月，而“议田宅奴婢限列”是在六月，可见其时辅政者是王莽而非师丹。　　二、针对贫富悬殊，行均田废奴婢　　自西汉末年元、成、哀诸帝以至莽朝，成都、洛阳、长安诸大郡因货殖积财致富者不可胜数。成哀之时，有成都罗裒者，訾财至巨万；临淄姓伟者，訾财5000万。　　成、哀、王莽时，洛阳张长叔、薛子仲积訾财10千万；京师有富人樊嘉、挚纲、如氏、苴氏、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等均积财至5000万。以上均为以货殖积訾财而致富。　　至于朝廷公卿仕宦之家，亦无不积累财富至万万钱。如元帝时，都内积财富至40万万钱；水衡有25万万；少府有18万万；又如佞幸之臣，石显达1万万；滈于长亦累积巨万；董贤旬月间赏赐巨万，董贤死后，县官拍卖其家财，凡43万万钱。　　又据《汉书·元后传》称：王莽家族中的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各方逢迎赠送珍宝者，四面而至，后雇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　　由于汉代自昭、宣诸帝以来，休养生息，元气渐复。社会财富，任其自然发展，因此造成极富与极贫之现象。而当时外戚佞幸，奢僭淫放，等同封王。于是前朝如贾谊、晁错及董仲舒所扼腕叹息之现象，一一重见。元帝对学者如王吉、贡禹眼见当时官奴婢十余万人，终日嬉戏无事，浪费公帑，主张免役复为庶人。　　元帝时期，王吉、贡禹等向朝廷献议罢乐府，限制官绅豪民拥有田宅及奴婢数目，以遏抑当时升平盛世之日益炽烈的奢风。而当时朝野亦希望能做到制节谨度。王莽所抱之政治理想，亦可说自此种时代背景及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成，并无足怪。　　王莽之可贵，在于他出身于王氏极盛之门第，却接纳了王吉、贡禹等谨度制节之说，修己治人，坚守有为，实在是相当难得。　　哀帝崩，董贤伏法，王莽重执朝政，至平帝元始三年，王莽上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等政策，其实就是他接续了哀帝绥和二年时所颁布的政策。及至王莽篡汉，新朝始建国元年，便正式下诏禁买卖田宅奴隶。　　王莽下令禁止买卖田宅奴婢大意如下：“古代一夫一妇种田100亩，田租十分之一，国库充裕而人民富足。到秦代破坏了圣制，废除井田，于是人心贪婪，兼并四起，强者拥田以千计，弱者无立锥之地。又于市场买卖奴婢，等同马牛。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真义。……至汉代减轻田租，收三十分之一，但又有更赋等须缴纳，加上豪民的侵凌。　　人民田租表面上为三十税一，实际上是十分之五。因此造成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以致陷入罪网。余前摄政时，已经准备改革田亩奴婢等不平等现状，因遭反虏逆贼扰乱而止。　　今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以后不准买卖。凡一户之男丁不满八口而拥逾一井之田者，当将余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如今无田而受田者，亦照此制度办理。敢有非议井田圣制者，一律充军边疆。”①　　此诏用意本来相当合理。凡今人所提土地国有，平均财富及废奴诸说，在此诏中均有提出。但凡是一种社会经济情况，必有其自然生长之过程，亦必有其相当合理之背景，始能产生。今王莽竟以一纸诏令，欲改弦更张，实势有所不能。史载，当时上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犯了买卖田宅奴婢及铸钱之罪者，不可胜数。　　三年以后，始建国四年，有中郎区博上书谏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夏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王莽接纳此议，遂下书再准人民得以买卖田及奴婢。因此均田及废奴之制始终未能推行。但到天凤四年，规定凡畜奴婢一名者，得缴纳人头税3600钱，实有寓惩于禁之意。但由于当时社会势力仍掌握于富民豪家之手，王莽此种政令，实不能示惠于奴婢，反招致豪民主怨尤，于是民心丧失，归于失败。但至汉光武朝，屡诏免奴婢，事实上是受了王莽的影响。　　三、王莽四改币制扰民　　王莽自居摄政到篡位称帝，其间不足20年，改革币制凡四次。　　**次是王莽居摄政时铸造三种钱币，与原有之五铢钱并行。一种为大钱，文曰“大泉五十”，重12铢；一种为“契刀”，头环形如大钱，身形如刀，文曰“契刀五百”；一种为“错刀”，其上刻以镀金之字，曰“一刀直五千”。　　此三种新币，并订定与五铢钱之兑换价，重12铢之大泉，当五铢钱50；契刀当500；错刀当5000，因镀以黄金之故。但此种虚价，不易为民间所信受。　　后因钱币上有“金”、“刀”字样，与汉王室刘姓从“金”、“刀”两偏旁有关，恐不利“新朝”，遂废弃“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再有第二次更改币制。　　第二次改币制谓之“宝货”，“宝货”包括五物六名28品，五物即铸币之五种材料，曰金、银、龟、贝、铜；六名者即金货、银货、龟货、贝货以及用铜铸造之泉货与布货，合称六名。所谓28品者，如下：　　各布以次递增一铢，即幼布重17铢，至大布为重24铢。以上共五物六名28品。　　王莽第二次改币制共五物、六名、28品，极为复杂，人民并不乐于使用。王莽虽以重刑迫人民使用，但民间私自以五铢钱行使，王莽不得已再改币制，只择其中二品通行，即为重一铢之小泉及重12铢之大泉。此为第三次改变币制，但王莽以此币制与复古不合，随即又废除。　　王莽第四次改币制及制造“货布”与“货泉”两种。货布之形状如古代之两足布，重25铢，值货泉25；货泉重5铢，值1，乃因大泉行之有年，遂准大泉可延用六年，与货泉、货布同时行使。　　王莽政制中与民生*有密切关系者，除公田、废奴之外，要推币制了。汉代从武帝元狩五年铸五铢钱起，直至平帝元始年间，并无变更。到王莽时，则四改币制，并禁止民间不得持有铜炭，以防止民间私铸钱币。　　莽朝复杂而紊乱的币制，使百姓愦乱，货币不能流通，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此实为王莽*大之秕政。　　当时王莽造币之材料，竟然仍采用已为当时人所贱视之龟、贝，仍与钱币同行，则安得不为人民所鄙弃。王莽只知慕古，其不通情理，可谓无比迂愚。　　汉自晁错、贡禹等多位学者，深知豪民兼并之可恨，贫富不均之可忧，但欲消弭上述弊端，并非改革币制可以解决。王莽以为废金钱，革货币，使富民失去借以兼并之资，却不了解社会民生牵涉甚广，拔一发可痛全身。尤以货币制度关涉民生，影响极大。而王莽竟然不察民间实况，不通社会真情，空依古代文字记载，强为变更，遂造成扰民之大错。　　王莽“始建国”五年，由于民间持有铜炭者多，遂除禁令。又于翌年（即天凤元年）作第四次之币制更改，已见上述。但每改币制，便使民用破产而陷入刑网。到地皇元年，王莽以私铸钱币者死，而犯法者多，遂减轻刑罚，改为私铸钱币者，犯者及其妻没入为官奴婢；地方吏及邻居知而不告者同罪。　　因犯法者多，由郡国备槛车铁锁，送至长安钟官（主铸钱者）处，愁苦而死者达十分之六七，可知王莽币制之扰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王莽行五均六筦之制。其“五均”一词，源出《乐语》一书，此书为河间献王所传。邓展洛释曰：“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四民常均，强者不得不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①所以五均有税地之义。因古人惟以农为正业，其他均视为奸利。　　又以为人必靠土地才可生利，所以政府除了收取田租正税以外，另立五均之税。“五均”一名，又见于《周书大聚解》，其中说：“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　　王莽依据上述古代经文之意义，订出征收工商之税，由五均官执行之。其法如下：　　诸司市，常以四时仲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人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及民用而不雠（售）者，均官考检厥实，用其本贾（价）取之，无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价卖与民，其价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日欲祭祀丧纪而为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民，丧纪无过三月。日或乏①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　　上述又略似武帝之均输制，但性质亦有所不同。因“五均”所掌管者，即是征工商税，其目的仍为工商界谋便利。如上述定物价，收滞货，平买卖均是。　　至于有赊贷一项，寓振乏救穷之意，正好与征“田不耕”、“宅不种果蔬”、“民浮游无事”等项之立法用意，有相辅相成之效。因重利盘剥，亦为兼并一大事，故赊贷由官方经营，使高利贷者无所牟利。而政府即以工商税所得，作为赊贷之本金。以上即五均制之大概。正如太史公所说，中国农业社会，人民喜爱放纵，因中国向来有较多自由。今王莽推行上述诸法，要统制社会自由，便难免遭受失败。　　王莽新朝尚有管制工商的六筦之令。于始建国二年下令推行。所谓六筦，含盐、铁、酒、名山大泽、钱布铜冶及五均赊贷六项。即盐、酒、铁、铸钱及五均赊贷均由国营，不准民间插手；同时名山大泽所产货物如矿产木材鱼获等产品均须征税。上述六事由政府管制，故称“六筦”。　　其实此六筦政策，亦有复古之意，其议源自刘歆，周有泉府之官，已有赊贷之法②，王莽乃依其意而推行之。目的在防止豪强富民压迫贫弱，用意本善。　　《汉书·食货志》记载：在京师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称为“五均司市师”。将长安划分为东市（称京）和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京师连上述五都市各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交易丞乃掌管平抑物价；钱府丞乃掌管征收工商农贾之税和赊贷。　　此外，各郡、县也各设司市，其职掌和司市师相同。　　凡工商业者所采得金、银、铜、铅、锡、龟及贝者，皆得将所获货值向当地司市的钱府丞据实呈报。　　又按照《周礼》中之税制①，民间凡有田不耕殖者，须缴纳三丁之人口税。凡住宅周围不种果树及菜蔬者，得向政府缴纳三丁之布；民若浮游无事者，得出夫布一匹。　　凡在山林水泽采物或从事畜牧者，所获鸟兽鱼鳖百虫；或妇女蚕桑纺织补缝，以及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贾人及住宅客舍诸项，皆须自己从实估值，除其成本，计其纯利，向所在地之县官呈报，将其纯利之十一分之一（即1100文收取100文）上贡政府。此与武帝有异。如有呈报不实者，即将其所采获各物全部没收外，尚须作苦工一年。此制度缺点是呈报无规定*低限额，连妇女的家庭纺织小工也要呈报。　　上述制度，略似于武帝时之算缗钱，但性质颇为不同。　　根据上列诸项，“五均”是以征收一切地税为主。故凡采矿、畜牧、坐肆、住宅、客舍及工商之就地生利者，五均皆得征税。即凡耕稼以外之据地以为利者，均由五均主理。有田不耕，宅不种果蔬，民无事做，虽不生利，但亦占地，故亦征其税，乃寓禁于征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