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言说

　　三　　丁先生把毛泽东在〕957年说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的话，看作妨碍当代诗词发展的紧箍咒，并提出与之商榷。其实，新诗是不是主体，毛泽东说了也不算。新诗诞生的时候，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里的助理员，人微言轻，何况他有更大的志向，其兴趣也不在新诗上，那时他只在《新青年》上发过一篇《体育之研究》的论文。到1957年，毛泽东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这么说，不过是对40年来的既成事实加以承认而已，也无意以此来阻碍当代诗词的发展。我们不能用今天当代诗词的繁荣去否定历史的进程，历史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实际上和郑先生、丁先生说的相反，90年前那场新旧诗的对决，新诗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为它面对的是旧诗的一统天下，是有几千年历史积淀的庞然大物。当时知识界包括新诗的**代尝试者在内，谁不是用文言写诗写文？这是有学问的标志，用白话写文是要被人嗤笑的，更不用说用白话写诗了。从当时这场争论的双方阵营看，提倡新诗的正方，不过是几个并不知名的刚刚海归的留学生和大学教授；而反方则都是有学术成就、有社会地位、影响不凡的大人物，如严复、林纾、章士钊、柳亚子等人。两相比较，轻重可知。新诗却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来个形势大逆转，何也？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内外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几句话是说不清的。我想从纵横两个向度的推动力，来说明新诗发生的必然性。　　从纵的时间向度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中国诗歌诗体演变历史的“自然趋势”，他把《三百篇》到骚赋体看成诗体的**次解放，骚赋体转为五七言是第二次解放，五七言进到词曲是第三次解放，用白话写诗就是第四次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自然趋势逐渐实现，不用有意的鼓吹去促进他，那便是自然进化。自然趋势有时被人类的习惯性守旧性所阻碍，到了该实现的时候均不实现，必须用有意鼓吹去促进他的实现，那便是革命了”①。胡适所做的，不过是顺着这一“自然趋势”，略加“鼓吹”而已。这一“自然趋势”的潜在背景就写在他1927年编写的《白话文学史》中，后来他在1958年台北的一次演讲中又回顾了这段历史，说“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已经有了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先锋了”，“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出现了《水浒》《红楼梦》等名著，因此“已经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②。一个是体式进化的需要，一个是白话为文为诗的经验，这两方面构成促进新诗诞生的纵的推动力，这就是“自然趋势”。　　再从横的空间向度考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帝制解体，世逢共和，旧文化的有力支撑断了，顽固派的保护伞撤了，新思想、新文化有了滋生和壮大的日益广阔的天地，这恐怕是*重要的一条．试想，在清政府禁锢思想的统治下，有你新诗张扬扩展的机会吗？早就被扼杀在襁褓里了，新诗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夕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