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瞬间

“北京人”的生活
　　自“北京人”在周口店的洞穴出土以后，从该洞穴也挖掘出许多非常原始的石器，这些石器必定是“北京人”所制作的器物。同一洞穴也堆积着许多兽骨，其中有现在已经绝种的鬣狗跟巨角的肿骨鹿。这些都成为推定“北京人”时代的线索。在这些兽骨中有许多是人们用刀类割切的。“北京人”不仅猎取这些野兽供食用，还把它们的骨加工制成骨器。总之，周口店提供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罕见实例。
　　在周口店出土的人骨大约有三十九具，大部分是头骨，四肢跟其他身体部分的骨骼发掘得很少。就这些人骨的年龄来看，除掉百分之四十年龄不明的以外，其余百分之六十中的百分之四十是十四岁以下的小孩，四十岁以上的人只占百分之十。这也许是当时卫生状况不佳所致，但是也有人认为“北京人”有猎人头、食人肉的习惯。究竟如何，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从洞穴挖掘出来的动物骨骼与头角，有些有黑痕。经过精密的化学实验，才认定这些骨骼上留有黑痕的部分是火烧的痕迹。洞穴内黑色的堆积层则是木块火烧后留下的炭化物。“北京人”已知道用火烧猎取的野兽来吃，也知道在洞穴入口的附近烧柴来防止猛兽的入侵，似乎也知道用火烧兽骨来制造骨器之类的东西。
　　总之，“北京人”似乎已经知道用火，并自制石斧、骨器之类的东西。
　　秦汉时期的农村
　　按照战国时代的主要作物来分类，燕、齐、韩、魏、赵五国产小米，楚国产米，秦国（包含四川在内）产米跟小米。楚汉之争可以说是北方产小米地区跟南方产米地区的兵力之争，秦汉时代，华北产小米区的人口占压倒性的多数。根据前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统计，华北约有九百万户，华南有一百万户，九比一。古代农村生活经常要受到自然环境跟栽培作物的限制。因此，前后汉时代，人口已达饱和点的华北渐渐向产米的华中、华南发展，华中尤受注目。当然，农村也划入政府的行政组织中，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为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一户约有五口。农村虽有自由农民，但是因为战争和天灾，加上官吏的苛虐，农村逐渐分化为豪族跟佃农，农村甚至也出现了农民流亡的现象。前汉末期跟后汉末期，由于农民穷困，发生了暴动，以致动摇了汉代的政治基础。
　　关于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所知不多，现根据近年考古学调查的结果，略述当时的农村情形。华北主要作物是小米，此外还产大麦、小麦、玉米、高粱、稗子、大豆、小豆等。稻米在长安跟洛阳等地的汉代坟墓也曾发现，文献上也有记载。稻米只有华北涌水一带生产。现在北京附近的渔阳郡孤奴县，郡守张堪曾开垦稻田八百多顷。高粱产于洛阳跟辽阳等地。小麦从西域传来，而逐渐普及。但小米（即粟）产量*多，所以当时以“粟”来作谷物的总称。耕作的单位是步、亩、顷。农民若有一顷地就算是上等农民。汉武帝搜粟都尉赵过奖励代田法，也就是说鼓励农民用二犁、二牛，三人耕种五顷地。这是大土地经营法。宣帝时，范胜之奖励以亩为基准的区田法，这是小规模的耕种法。前汉时，铲、锄、镰、犁等铁具已用到农村里。但华北土地跟生产力已达饱和点。
　　辽宁辽阳太子河西岸曾发现前汉的村落。其中，有用粘土跟木头造的六间房的家屋，家屋附有炉灶、地窖、井、厕所、木栅围住的方形家畜房及垃圾场。
　　华北的生产达饱和点之后，汉代就倾力去开发华中。在这以前，华中、华南是“火耕水耨之地”，虽然是产米区，但也是落后地区。春天时，烧草后播稻，夏天灌水，以除杂草。北方使用铁制农具，虽然稻作面积狭小，农耕技术仍不断进步，到后汉已采取分苗移植的方法。华中是新开垦的地区，所以郡守等官吏及地主常集聚北方流入的农民，给予铁器，治陂池，开水田，使他们能够安定居住。南阳是其根据地，秦时已经有大量移民。梁人孔氏在这时移到南阳，大量铸造铁器，挖陂池。汉宣帝时，南阳郡守召倍臣兴水利，开田三万顷。后汉光武帝时，太守杜诗铸造铁制农具，治陂池，开水田，农民称便。这种开拓方式是从淮水、南阳往南逐渐拓展的。安徽寿县安丰塘，后汉时称为芍陂，近年来从这地方发现了当时的农具跟捕鱼的渔具。后汉时，淮水以南地区一直在开发，人口激增，因而出现了大豪族。三国吴便以华中的产米区做根据地。
　　长沙是战国时代的楚都，是当时汉人活动的*南地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遣兵南下，于今之广东、广西置南海、桂林、象郡，移犯人于此，开始与越人来往。到前汉，广东赵佗建南越王国。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遣军攻南越，第二年陷南越首都番禺（今广州）。当时，有罪人跟江淮以南的楼船十万师从征，战后定居此地，占据了河川一带跟平原地区。越人有的逐渐和汉人混血，有的被赶到山里。长沙以南，气温高，湿气大，适于种稻，这跟华北种小米极为不同。家屋的建筑以木造为主。广东佛山所发现的汉墓有家屋、人物、牛、马、羊、鸭的俑，还发现犁田、插秧模样的人物。
　　宋初的官场
　　宋太祖鉴于唐代以来藩镇的跋扈和割据，开始解除战将的兵权，利用文官带兵，厉行中央集权政策。由于文官受到重用，科举就逐渐成为读书人猎官的目标。
　　科举始于隋朝。到唐朝，因为试官与新进士之间结成亲密的师生关系，造成了许多政治上的派阀。新进士甚至只知有师，不知有天子，贿考也公然存在。宋朝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太祖发现礼部考试有作弊的行为，于是把礼部考试及格的考生都集中到殿堂，亲自再考一次，以决定及格者的成绩顺序。这就是所谓“殿试”。殿试及格的就成为天子的门生。唐朝时期的师生关系，到宋代已经完全改变了。做官的资格由天子赐予，因此天子对官吏具有压倒性的权力。宋朝文官得势，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出身的文官，但他自己是一位很优秀的将领，所以他本人还是很重视武人的。他任命自己的心腹武将镇守北方边境，并委以财政权。到太宗的时候，他不敢信任太祖亲自任命的武将，逐渐用文官去取代他们，也把财政权收归中央政府，即使派遣武官镇守边疆，也不敢让他们驻守太久，时时更替，以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军人逐渐失势而被冷淡，但是中央政府还照样给他们优厚的生活保障，这是宋代区别于五代，不曾发生军人革命的原因。兵权跟财政权也被严格划分，不让军人掌握财政，军队的财务全由天子一手包办。于是，文官的地位逐渐提高，终于压倒了武官，掌握了宋代的政权。
　　这些文官大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吏。做过官的家庭，当时叫作“官户”，可以免除劳役跟附加税，在审判上也享有特殊的恩典。官吏还有庞大的收入，据说，为官三年，子孙三代可以过着安乐的生活。因此，科举可以说是当时读书人荣宗耀祖、应举做官的阶梯。考场上也经常有白发老人应举的场面。科举可以使一介平民平步青云，成为官场上的人物。一般说来，天子也喜欢示恩人民，表示自己爱才。于是，应举的人多，录取的也往往超越规定的人数。太祖时候，录取的人数还不多，从太宗以后就急速增加，到真宗时期，科举及格而无法任官的已越来越多了。
　　要想任官，除了科举及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途径。科举落第仍然不气馁一再应举的，政府有时也会同情地给予任官资格。捐资政府或长期任职官衙书记的人也可以任官。此外，宋朝还有所谓任子制度，高官的子弟或亲戚都可以靠这种制度获得官职。这些人一旦授官，政府便需给薪；宰相的子弟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可以领取薪俸。官吏的人数年年增加，薪俸的支出也一年比一年增多，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正途出身而无法做官的人逐年增多，于是，贿赂钻营就成为他们猎官的手段之一。
　　科举出身的人大都精通儒学跟文学，但缺乏法律和经济上的知识。因此，实际政治大都委托精通这方面知识的书吏办理。这些书吏没有薪俸，只靠从百姓那儿获取的手续费来维持生计，因此公然向百姓索贿的大有人在。官吏们在实际政治上需要依靠他们，任期又只有短短三年就需转任，何况还有许多官吏是靠他们来敛财的。冗官过多，贿赂公开，是宋代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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