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故宫史话

11月5日上午9时，国民军切断了紫禁城对外的一切联系。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会同警察总监张壁，社会知名人士、国民代表李煜瀛，仅带领军、警各20余名进入神武门，直趋溥仪住所，前来执行内阁政府下达的“逼宫”命令。
　　他们先将紫禁城守卫警察缴械，继将清室卫队警察400余人缴械，听候改编。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监视于军机处。传知宫内文武人员，不得自由活动。
　　行至隆宗门处，迎面遇见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绍英见来者气势咄咄逼人，便和颜相请：“请君之来，必有缘故，即请入我们的他坦（隆宗门西面的屋子）座谈如何？”
　　众人随绍英入屋落座，鹿钟麟随即出示国务院代总理黄郛签署的“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请他代为转达溥仪，并限定溥仪及其后妃一众人等2小时内迁出紫禁城。
　　清室方面对于修改后的优待条件并无大异议，唯对即日迁居事颇感棘手。他们希望容期3个月，将颐和园加以整理修葺之后再迁往。
　　张壁与李煜瀛（又名李石曾，时任中国国民党**届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断然不许三月之期，纷纷对清室方面晓以利害，坦言溥仪占据紫禁城享有种种特权，已颇为当下社会潮流所不容，外界对此早有怨言，如不及时出宫，恐生意外。清室仍表示难以从命，声言小户人家搬家尚须时日，何况这等局面。
　　鹿钟麟面对清室无休止的纠缠，渐渐脸有愠色，怒对清室诸人道：“方才已说过，外面情形甚为不妥。如果今天不搬，我就将军队撤走，绝对不负责了，你们敢担保不发生意外么？”双方就此争论不休，几成僵局，绍英试图缓和气氛，便向李煜瀛攀扯交情：“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故如此？”李煜瀛笑而不答。绍英转向鹿钟麟：“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后人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鹿钟麟正义直言：“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等人见无通融余地，只得把此情形如实禀告溥仪。
　　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惶失措。他们恳求希望能宽限一个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鹿钟麟见清室百般拖延，颇为焦急。因己方只有弁兵20余人，而清室所谓的禁卫军人数则在2000以上，倘若出现变故，势必酿成惨剧。于是他故意对身旁一名副官高声佯称：“虽然时间已到，但事情尚有商量余地。传我的命令，先不要开枪开炮。”
　　果然兵不厌诈,清室方面闻听此言心虚胆怯，有人甚至开始东钻西藏，躲避炮弹。溥仪立刻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方印玺，并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了字，离宫移往其生父载沣所居的醇亲王府。
　　鹿钟麟护送溥仪来到位于后海甘石桥的醇亲王府邸后，突然执枪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份子，鹿遂与之握手为别。旁边的张壁笑与之曰：“溥仪先生，你既然作了中华民国的公民，将来说不定还能被选为大总统呢！”
　　第二天，鹿钟麟、李煜瀛等人，来到了交泰殿。将象征皇权的印玺查收。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御玺高高地分列在宝座两旁，人们按单子一一验证，一共点交了23枚。它们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宫。
　　从此，紫禁城与逊帝开始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1月7日，摄政内阁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
　　3.博物院的成立
　　溥仪被逐出宫,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如何保护这些皇家宫殿及其内大量的珍贵文物,将昔日禁城的皇家珍宝转化为国家的共有财富,昭信于国人,成了当时社会各界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紫禁城的善后事宜,当时的内阁政府成立善后委员会的命令甫一发布,即受到清室成员百般刁难。这些清室旧臣遗老多认为紫禁城之内所有古物文玩、金银细软,皆为昔日皇帝一人之私产,欲若清理则理应为清室单方行事。
　　然而大势所趋，内阁政府加紧善后会的筹备工作。
　　11月8日,设在神武门内东耳房的善后会筹备处召开会议,商议确定善后委员人数。内阁本拟由政府方面派委员长1人、委员4人，再由清室指派2人共同组成。清室借口责重事繁要求再增2人,政府亦增派鹿钟麟及张壁一同参与。
　　这样,政府与清室两方参与善后的人数比例变为7比4。清室又感不满,要求再加派1人,双方互争不休。*后,由李煜瀛出面调停,善后委员会议才得以顺利举行。
　　会后不久，内阁政府公布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委员长1人,由国务总理聘任；委员14人,由委员长商承国务总理聘任；但得由清室指定5人。”
　　11月20日，经历十余天紧张筹备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简称“善后会”）正式宣告成立。李煜瀛出任委员长,同时任命王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张壁、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俊、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自绍英以下5人为清室方面代表）等委员14人；监察员6人；另由各院部派助理员数名，会同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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