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外华人讲的中国人的故事

第二章“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2800—1万年前的事儿）　　在文字符号发明之前，人类族群的历史主要依靠口述，口述的内容，一是靠前辈口传下来的故事，二是靠当时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三是靠讲故事的人的记忆、口才和情感。　　传统中国历史记述四五千年之前的事情，跟人类其他族群一样，这些“历史”充满许多神话与想象的传说，传达模模糊糊的信息。　　2000年前，当司马迁写作**套中国通史——《史记》的时候，他当然无法考证传说里的故事内容的真实性，司马迁只能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传闻，比较系统地把没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传说整理成文字。实际上，在司马迁之前的1000多年里，许多当年的“知识分子”已经记录下各种传说，分散在各类文书里，给司马迁提供了些许判断的依据。　　西汉中期之后（公元1世纪左右），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了比较科学的文献考据方法，其实就是下死功夫去做资料的统计和对比，包括中国文字的演变，因此还原了许多古籍经典的原来面貌。　　司马迁记载的“三皇五帝”，现代人迄今未找到任何物证，无法证实黄帝或神农或伏羲，到底存在或不存在。我们当然不能批评2000年前的历史记述者不够精确，这跟嘲笑古人不会用电话一样荒谬，那时候，他们还不懂考古发掘。　　人们曾经一度怀疑夏代和商代的存在，但20世纪之后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史记》里与商王朝相关的大部分记载。对夏王朝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已确定了夏代的存在，只是还未能确定夏王朝都城的位置。夏、商、西周三代的文物已经出土很多，许多事件的确切年代还未能完全肯定，主要是不知道那时候古人纪年的方法，但估计误差应该也就是50年以内，对大于3000年前的史料求证而言，是没有问题的。　　2000年以前，中国人就懂得考据，并且懂得收藏古董，却始终没有发展出考古学。这跟李约瑟提的“中国人为什么只有科技，没有科学”是同一类的课题。　　公元前770年，西周王朝东迁之后，叫作“东周”，中国实际进入“城邦”时代（春秋战国），文物、记录、书籍相对留存较多，年代确切，史料也丰富。　　但东周之前的中国人的历史，记述模糊，我们需要跳出传统史书的框框，以现代考古的众多发现为主，重新描绘这段遥远年代的中国人的历史。　　农业文明在中国的兴起（约9000年前）　　“智人”老祖宗们，千辛万苦，先后落户到了中国大地，扩散在相当辽阔的土地上。到了1万年前左右，各地站住了脚跟的东亚老祖宗后裔们，明显感觉到气候暖和多了，那时在沿海生活的，必定感觉更强烈，因为海面不断伸进陆地，就是那时期的“海侵”现象，地球暖化呗，海平面比从前大概高出150米（我们需要怀疑，人类真有这个数量级的力道，让地球暖化？恐怕是资本化的大企业或政治炒作。环保，绝对应该，但扯地球暖化，未免高估“智人”的能力了）。　　海侵，当然不是瞬间发生，是连续数千年地球升温的结果。这结果，当然也不会仅只反映在海平面上升这个单一现象上。全球气候变化一定相当诡异，至少不是那个时段各地老祖宗们习惯的，或他们被教导的、被传说的那种气候，气候变得更潮湿更多雨，虽然植被与猎物更充沛，但暴雨、山洪大概牺牲了不少老祖宗。于是，又一个几乎全球同步的自然现象发生了——洪水。对洪水的恐惧，深烙在人类许多族群的神话与传说里……　　估计，好日子必定带来族群人口膨胀，每个群落的人口数也增加，也许达到千人的数量级。人群所需要的人际沟通与协调更加频繁，刺激人的智力、技艺、语言、组织、管理、计划、算术等的提高，软体能力大大增长。语言强化了沟通，等于把众人的脑力联网、积分，工艺的学习与传承，更加容易，出现了半定居或定居的聚落，从而发展成为后来的“文明城邦”。　　目前中国*早的聚落证据，有9000多年的历史，出现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在湘北，洞庭湖周边），距湖北、四川不远。土台与环壕的聚落地，有住屋柱洞、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及墓葬遗存，还出土了编织的芦席和烧制的陶器，并且出现了驯化的牛、猪、鸡家畜和家禽。这些都是原始农业、定居部落的表现，大量野生兽骨和野果采集的存在则表明，老祖宗在迈向农业的过渡生活中仍然有浓郁的拾猎痕迹。　　同时，伊拉克北部的两河流域（就是两条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出现了村落遗址。西方老祖宗也经历类似的，从拾猎迈向农业的过渡时期。　　只不过，他们种大麦、小麦，家畜为山羊、绵羊。那里气候远比湖南干燥，当地的欧贝德人很快就懂得了开发灌溉渠道。　　“定居”“农业”，显然需要先决条件：除了煮食**的陶器之外，还必须有驯化了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这又是个漫长的摸索，需要许多代人做好铺垫，而湘桂赣的原始先人早已开始人工栽培水稻。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欧贝德人的原始先人，也是在大约1万年前驯化了动物和栽培植物，而野生小麦的原型还是中亚来的（人类*早的种植，也许发生在中亚的“绿洲”地区，并且欧亚大草原一直是连通的）。　　农业，是1万年前人类的“高新科技”。标志着我们“智人”与所有其他原始人真正分道扬镳，跟石器拾猎时代的生活告别，进入定居的陶石农业时代。　　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亚欧洲老祖宗们，同时迈向农业定居，巧合吗？当然不是。　　逻辑上来说，智力的演化，需要人群数量大到一定程度，数量级有了，概率总会带来量子飞跃的机会。人是群居动物，很需要相互“脑力激荡”的。　　而老天爷给的暖气候，带来了机遇的时间点。直立人与尼安德特人的群落，估计始终没能壮大到超过100人的门槛，这或许才是他们灭绝的直接原因。靠脑力谋生的“人”，碰到了瓶颈：智力开发，需要人数的巨大。　　群落人口数不增长，智力发展会相对迟滞，“智人”的丛林部落似乎为此提供了证据。　　农业起源不单亚欧洲同步，即便在中国大地，南北方也几乎同步：8000—9000年前这时段，河南（郑州、洛阳一带——中原）、陕西（南邻四川的汉中——关中）、河北（邯郸，冀晋豫交界区）、山东（鲁东的淄博——后李、大汶口）都出现原始农作物——粟。家畜和家禽有猪、鸡，甚至有驯化的鸽子。这些就是后来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浙江杭州南边，萧山跨湖桥出土的人工稻作谷粒，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独木舟，历史更在9000年以上。实际上，宁波到杭州之间的绍兴嵊州，也有9000年前的聚落痕迹，随后的1000年，宁波、嘉兴、杭州等地的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涌现的，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农业部落。这些，连同湖南彭头山地区，就是后来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在4000—9000年前，正是中国人群从拾猎生存转型到农业社会的时段，也就是司马迁《史记》上记述的“三皇五帝”时代。别忘了，司马迁虽然忠实于历史记述，限于当时他能活动到达的汉王朝领地，他能听得到的传说，主要也就只限于距他2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老农口口相传下来的故事。　　要知道那时候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难的，比如，黄河流域派人到彭头山学习，或彭头山派人到华北各地传授经验，那是不灵的，老祖宗们，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如果是彭头山的人扩散到华北，那就更加难以想象，先要适应气候，还要培育粟种，那时的1000年不够用啊。　　农业“高新科技”在那时遍地开花（印度也有），是因为必须各自开发种植的、豢养的东西。如此这般“巧合”，还是老话：人道是天道的一部分，人性中的理智是共通的，老祖宗们遗传下来同样的脑袋，各自把智力演绎于身边的应用罢了。　　中国初始农业的遗迹，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大致标示为五大“文化圈”，代表5000年之前平行发展于中国各地的农业文明（考古界的命名，通常是率先被发掘的地点沾光，年代更久远而被发现较晚的地点“吃亏”，但这些仅只是标记而已）。　　这些早期文明，可以当作是“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中国史前史”的数据和印象部分。那时的气候比现在暖和5—10摄氏度，但人们还没搞清楚地球温度这方面的规律。　　其中，仰韶—大汶口文化圈：黄河中下游，粟为主要作物，西边也种稷黍。　　马家浜文化圈：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种稻类，多粳稻。　　大溪文化圈：长江中上游，两湖、四川，种稻类，多籼稻。　　红山文化圈：辽河上游，特殊的玉器文化，以拾猎为主，但6000年前也种粟了。　　大坌坑文化圈：东南沿海，特殊的绳纹陶器文化，但5000年前即开始消亡。绳纹部落，或许跟“棕标”有关。后来发展为几何印纹陶器，影响及于南方各地，以江苏南京附近的“湖熟文化”为代表，时期基本上与北方彩陶平行。　　从遗迹分布可以看出来，5000年前的代表性遗址，不复出现于红山与大坌坑区域。换言之，4000—5000年前的这个时段，发生了某些历史事件，促成了此后相对一致的“中国特色”。但一段时间的空白，并不表示灭绝，因为他们在随后的3000—4000年前时段，以更精彩的形式呈现，比如，绳纹演变出各式几何印纹陶器，广布几乎整个长江水域。　　根据考古界对遗物的比较和考证，4000—9000年前的中国发生了下列状况：　　一、黄河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在6000—8000年前大行其道，大汶口彩陶辐射状传播到了晋、陕、豫、鄂、苏淮、辽东。　　代表作：1。6000多年前，开始了夫妻合葬，确证进入父系社会。　　2。多座5000—6000年前城址，城、郭、壕、门，形制明确，成为中式规范。　　3。陶、玉进入专业分工阶段，薄黑陶工艺达到极致。　　4。大汶口彩陶纹饰，迅速流行到河南的仰韶文化圈里，并散布南北，成为当时的文化“时尚”。　　二、黄河中游：河南，从7000年前开始，仰韶文化盛行，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的彩陶，更向西传播到了黄河上游的甘、青，在那里（马家窑，4500年前），彩陶文化达到极致。随后，彩陶整个“产业”消亡。这是拼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线索。　　代表作：1。玫瑰花瓣艺术化的几何图饰，是华山脚下、中原“华族”的标记，“华族”的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花纹。　　2。至迟在5000年前，开始出现文字符号雏形。　　3。墓葬的规制与陪葬品差异很大，显示出开始出现社会等级。　　三、长江下游：浙江，环太湖流域，自7000年前开始，马家浜文化大放异彩。这一地区跟早期山东的发展类似，比较集中。但至迟在5000年之前，影响力也扩散到了苏北。苏北、皖南是马家浜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融合区。　　代表作：1。6000年前，就开始有了榫卯结构的木造建筑，成为中式木工规范。　　2。手工业发达，已经有纺织、漆器，精工细作，蟠螭纹饰后来风行全中国，成为典范。　　3。陶器的鼎、豆、盉，玉器的琮、璧（礼器），发展成为中式典范。　　4。筑城不如大汶口文化，但排水、灌溉的布局严整，成为中式特色。　　四、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实际从稻作源头的彭头山开始，这一地区文化扩散较慢，但也在5000年前铺开到了四川（成都平原）、重庆，以及两湖、江西。陶器明显受大汶口文化影响，但薄胎素陶，甚至仅只一毫米厚，当然，也有自身的特色。　　代表作：1。连根拔起、铺开晾晒的稻作收获方式在当时是“行业标准”，马家浜文化区也用此类似操作。　　2。有专业捏陶塑小动物、小人物的作坊，也雕刻类似的玉器，用作祭器与葬器，有明显的“巫风”。　　五、辽河上游：辽宁、赤峰、科尔沁草原，红山文化，其实是6500年前，在已经积淀几千年的原始宗教上，发展出来的玉石文化。那里的玉器，作为祭器与礼器，主要是为祭师和族群的上层服务的。在原有的管理层出现祭师，在拾猎人群里头出现玉匠，显示当时社会的分工与分化，组织力无疑是增长的。　　红山文化扩散到辽河出海口，那里出土的文物有半农半牧的特征，已经具备大汶口的因素。多半是两者的混同（包括血缘）。　　代表作：1。雄伟祭坛，大型人面陶塑，阳具崇拜。　　2。祭师或领导人的大墓葬。　　3。“龙形”玉玦（大“C”字形玦，大开口的一端带马、猪等动物头型，另一端刻意做成各式尾巴形状），而同时期中国内地的玉玦，都是简单在玉环上开个整齐小缝口。把玉用作饰物，如耳环。　　农业文明在中国各地演进，这状况的背后，我们必须记住，人类从1。5万年前的石器拾猎时代过渡到9000年前的陶石农业时代，本身也是对逐渐暖化的环境的一种适应与演化。在相对成熟的农业来临之前，以当时群落人口的数量、装备、积蓄、知识、组织，史诗般的、有移民意识的迁徙，是不会发生的。从某一点开始，慢慢地填满周边，绕过障碍，向四面八方扩散。　　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约5000年前）　　比较中国各地区的出土物证，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伊始，多样性就已经出现了。既然农业化了，人群生活在更加固定的空间范围里，族群之间发展出差异性，理当更为明显。但是，几个古老文化圈之间也有明显的雷同或彼此借鉴的地方。是物流的交换或交易，还是人流的扩散与融合所造成的？或者都有？或者……　　这就回到了司马迁为中国人记述的历史源点——传说中的黄帝。　　首先，太史公司马迁很聪明，把黄帝之前的事，掩掉不谈。全世界，都不是很清楚，5000—15000年前，老祖宗们发生了什么变化？现代人只知道，似乎1万年前，突然就有了全球遍地开花的农业。　　蓄积这个演化事件的过程，表现于老祖宗们的“定居”。类似万年前湖南彭头山或恰塔霍裕克（土耳其东部）的定居或半定居处所（硬体），是古人从中拾猎到农业的具体反映，群落的技艺、组织、制度等相应软体，无疑必定点点滴滴地积累着这种转变。演化不会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凭空发生。　　定居是农业文明的必要条件。定居下来的群落，一开始自然还有拾猎的习性（比如，母系社会），繁衍增殖嘛，就分支、扩大成母系血缘的氏族群落。　　扩大的人口本身就会刺激智力的使用，演化出更系统化的语言表达，以及更结构化的组织效率，以确保群体的生存。定居领域的渐次扩大，距离的区隔，自然使得相对固定的族群迅速凝聚为具备个性的各个部落。部落内部的凝结剂，来自适存的生活习性所产生的制度与规矩，比如，分工、分配、选择头领的方式、图腾徽号等。一开始，地球上人少，容易增殖分支，扩散到附近的群落之间，习性差异不会太大，使得部落联盟相对容易实现。黄帝部落出现之前的漫长的演化过程，太史公自然无从得知，现代人也只能按理推测。　　其次，太史公笔下的黄帝，看来看去，似乎只做了件伟大的事：入主中原（先联合炎帝打败蚩尤，后又打败炎帝），所以，后代中国人都成了“炎黄子孙”。他拥有中国人“祖先”的光环，是“政治”话语吗？黄帝或黄帝部落，其实也像是中原的征服者。　　“征服”，是用现代的“意识”来形容的，以7000年前的现实来说，部落的人数，大不到哪里去，黄帝部落扩散到中原，跟原住民血腥摩擦以及融合，必定是同时进行的。每个族群当然都有祖先，这并不奇怪，叫作“黄帝”也无妨。我们只是想搞明白些，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打败蚩尤”“逐鹿中原”，是否真有其事，其事又如何。　　“三皇”“五帝”的称号，是后人为了纪念、感恩那些给人类族群带来实质贡献的老祖宗们而加的尊称，比如，女娲氏（婚姻）、有巢氏（建房）、伏羲氏（网渔、八卦、结绳记事）、燧人氏（火种）、神农氏（炎帝，稼穑、中药）等。这些人物，不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5000年前的人们并没有“皇”“帝”的概念。　　黄帝，轩辕氏，有熊部落……他被尊称为“帝”*可能是因为他是带来轮子的人。轩辕嘛，是轮子、车具，而轮子与驯化马匹确乎是5000年之前草原族群的发明。熊嘛，大概是黄帝部落的图腾，也符合草原上由拾猎发展为游牧的规律。古埃及人5000年前就造了大金字塔，没轮子，直到4000多年前，挨了游牧民族的揍，才学会用轮子。美洲印第安人，直到16世纪才学会用轮子。　　由此可见，轮子与驯化马匹是草原部族的“尖端科技”——机动性。游牧民族大多没有文字，历史记述的“话语权”操控在全球农业文明族群手上，以至于草原民族的故事不大为世人所知晓。对丧失机动性的农业文明来说，这是神秘、来去如风的一群人。东西方对游牧民的记述，大都一样，“不知所起，莫知所终……”而东西方的人类史，却始终跟草原密切关联。　　有限的记述，隐隐约约指出黄帝跟草原部族有所关联。　　既然找不到“三皇五帝”的物证，我们只好检视一下出土的5000年前的其他物品，逻辑推看5000年前的中国大地是个什么“形势”。　　年前的时段，还发生了司马迁没察觉到的一个变化——中原迅速从陶石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青铜器件*早出现在中国的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距今4500年左右，数量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