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

"披头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万俄罗斯少年的心灵,并让他们做好准备来面对苏联的终结. "1987年当我在伦敦**次见到陀伊茨基时,他轻描淡写地这么描述披头士对他们这代人的冲击,这句话却成了我的至高诱惑.他坚持认为披头士在西方赢得冷战的过程中是比核弹更有决定作用的武器,我被迷住了.
那之后数年中,那个我所熟悉的世界——那个东西方相互对立对吼对抗,柏林墙把这个星球割裂的世界崩溃消亡,不复存在.这几年中陀伊茨基成为我的捉摸不透的向导,充满怀疑的预言者,*不可思议的朋友.这几年中我成为苏联的常客,见证了苏联解体、铁幕崩溃这部历史大戏,并为此深深着迷.
从很多角度来看,陀伊茨基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朋友.他有着一种粗糙的似乎是拼凑出来的好莱坞风格的帅气,自称是"酷耶稣"的傲气,充满怀疑,才华横溢,纵横于逐渐成形的苏联反传统文化界.他依靠自己而成名,当"名人"这个概念在苏联还不普及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名人.在摇滚乐还可能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名无畏的苏联摇滚乐组织者,在横跨整个苏联——从波罗的海各国到格鲁吉亚和西伯利亚——的混沌音乐世界中探索和宣扬摇滚乐.
1985年,陀伊茨基被迫离开了国家官方通讯社——他称呼那里为"苏联文化精英的舒适的泥沼".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高领导人之后不久,他麾下的文化官员们就宣称在莫斯科将开放一个官方的"摇滚俱乐部".看上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陀伊茨基立刻就开始怀疑."那个俱乐部是由那些品行端正、无可挑剔的官方机构组建的,"他说,"共青团,莫斯科市政府文化部,还有贸易工会——所以我没抱啥希望."陀伊茨基被迫离职的同时,也被踢出了"人民创作者协会"这个奥威尔式的组织.对莫斯科的摇滚乐社群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没带来什么好消息.
陀伊茨基对这一切的回复是在 1986年 5月,他为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组织了一场巨型的慈善摇滚演唱会.当时慈善摇滚演唱会这个概念在苏联尚不为人知,陀伊茨基碾过了紧张的官僚们设下的重重阻挠,将这场演出付诸实现.这场为了切尔诺贝利的演出令刚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政权深感尴尬,因为当时他们还在下意识地回避、否认,试图控制关于这场灾难的信息.克里姆林宫一直隐瞒着这场灾难发生的消息,直到放射性污染的云团触发了瑞典的监测器.政府也没能警告当地人民及时保护自己.在陀伊茨基的摇滚慈善演出上,苏联政府感觉自己被推到了台前,必须设法来援助灾难的受害者.受"拯救生命"演唱会 a影响,这场莫斯科的演出吸引了三万名观众聚集到一起,有七个顶级的苏联乐队在此演出.这是苏联体制外力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展示.几个月后苏联的电视台播出了演唱会的选段.
在陀伊茨基短暂访问伦敦时我和他见了面,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他得到允许,可以穿过铁幕出国旅行,但是代价是他的妻子必须待在莫斯科,以免双双叛逃.他说他很遗憾没能乘热气球早早逃离.他前来宣传他的关于摇滚乐在苏联的书,顺理成章地命名为"回到苏联".书的封面很吸引眼球,将苏联的镰刀锤子图案中的锤子换成了一把吉他.在a Live Aid,1985年 7月 13日于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的旨在为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筹集资金的跨地区大型慈善演唱会.
谈话中陀伊茨基强调——"这是,"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充满自信地说,"关于苏联摇滚乐的**本书."他向我介绍了另一个世界,包括了拉脱维亚的吉卜赛摇滚风琴师,爱沙尼亚的自制合成器的摇滚乐队,以及那些叫作"毛茸茸的杯子""俄土战争""紫色灾难"的组合.这是在一个演出团体受国家计划控制,需要在评委之间竞争并获得官方认可奖项后才能登台露面的世界里产生的摇滚文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音乐仍然以无数种奇特的形态落地开花——"好奇的疫病",这是陀伊茨基对苏联摇滚的诊断.
陀伊茨基对这种疫病的来源深信不疑."每一个苏联摇滚乐队,"他坚持认为,"都从披头士那里感染了摇滚病毒."他*早听到披头士是 1964年,那时九岁.他仍然记得那一刻."对我们来说披头士正中红心.他们应有尽有——欢乐、节拍、美好、时髦."陀伊茨基说他可以为我介绍一些苏联的披头士世代,于是 1988年冬天我前往莫斯科,饥渴地想听到更多故事.
我之前只去过一次莫斯科,大约两年前,作为一个英国电视工作者代表团的成员.我们在日出时分抵达苏联.几个月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刚刚成为苏联*高领导人,他的人民尚在努力掌握他的名为" glasnost"(глáсност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政治开放政策)和"perestroika"(перестрóйк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经济重建政策)的新政策,这两个词的意思分别是"开放"与"重建".官方也发表了立意大胆的言论,希望能够扭转过去二十年的停滞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更多的言论和文化自由.但人们已经对这样的空洞口号见怪不怪,也有一种猜疑在蔓延,猜测除了一场禁酒运动之外,这些新政策还有什么意图.不管怎样,曾经被长时间封禁的书刊、戏剧和电影被允许公开了.我们收到的前往苏联拍摄影片并和苏联电视界同行交流的邀请也是向西方开放的表现.
但莫斯科仍然是一个压抑的地方,证实了我之前对它的所有偏见.正如传说中那样,那里的浴缸没有塞子,所有的餐馆午餐时间都关门,人们都必须为了等塑胶鞋到货而大排长队.年轻人的生活基本还是由共青团控制,那时共青团有四千万团员——随时随地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力和政治运动的资源.共青团员们懂得服从官方指示就能得到特权和提拔的回报.开放政策承诺将使官方导向更加契合苏联年轻人的需求,但这又重新唤起了关于摇滚乐是否是西方颠覆性的文化侵略,是否需要被查禁的争论.有人号召要继续保持"革命警惕性".
看来这里连娱乐都是短缺的,我在苏联电视台里面看到的音乐节目总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歌曲和巴拉莱卡三角琴音乐的大杂烩.我发现的唯一的摇滚乐迹象是我偶然听到我们的一个随行翻译跟我的一个同事告别时说道:"一会儿见,鳄鱼. "(See you later,alligator.)我这**次的莫斯科之旅并不轻松.作为一个前冷战密探,三十年前我曾经在柏林刺探苏联飞行员的行踪,所以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一直无法摆脱一种偏执的幻想,幻想某些有关人员会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拍拍我的肩膀.不是有传言说每个外国访客都有十个克格勃密探跟踪吗?况且我还签署过英国的公务人员保密法案.没准我会被拖进宾馆附近的那座庞大的黄砖砌成的克格勃总部里被审讯,那恐怖的卢比扬卡大楼——以及在大楼深处的监狱——从斯大林的时代起就拷问过无数的人民公敌,毫无疑问他们会对一个西方密探口水直流.即使*近几年我为了拍摄曾经几次偷偷穿越铁幕的经验也没能让我放松.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我都曾深入禁地,还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麻烦人士偷偷摸摸地在荒僻的公园里碰面,以避开盯梢和窥探.
但当我在 1988年再度前往莫斯科时,感觉大不一样.在我抵达几天前,戈尔巴乔夫已经敢于公开使用"民主"这个词了,而且确实有一些证据支持他的"未经禁止之事即为允许"的提法不再是空谈.他提议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芭蕾到科学实验,也许并不需要党的纲领指导.六十年来未见的开放环境促使文化领域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宾馆大堂里播放着戴夫·勃鲁贝克(Dave Brubeck)的《Take Five》,前台接受了美国运通信用卡.我发现我在每一个地方——商店、楼房、人群——寻找变化的迹象.
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与消沉,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改革三年后,这个僵化社会的坚冰仍然融化得很慢.文化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艺术家应当为了将人民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而努力奋斗"的指示仍然没有被废除."开放政策"被界定为"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开放",一千八百万统治者带领着无数的官僚仍然管制着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我入住的宾馆只向外宾开放,门卫看上去就像穿着针织开衫的勃列日涅夫,他也像个党员那样管制着他的小小领地,将大多数苏联访客拒之门外.只有陀伊茨基和他的做时尚记者的妻子斯维兰娜,用他们的自信配上时髦的服装,跨过了门卫这一关.陀伊茨基那天穿了一身黑,他妻子则是粉红色意大利进口外套配上迷你裙.
我们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透过纱帘望向窗外看到的是红场的雄浑景色,餐厅里则是穿着哥萨克服装的管弦乐队演奏维也纳华尔兹.大风卷着雪花在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之间旋绕飞舞,为陀伊茨基讲述的当披头士的消息**次传到苏联时的故事画出了一个富于戏剧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