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

《腐败与历史译丛：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　　当我们在帝国当局无力进行动员和各地区望风而降的现象背后苦苦探究原因时，我们找到了关于叙利亚、色雷斯或昔兰尼加的士兵们渴望一战，但因胆怯和无力御敌（除非他们不久前已同蛮族媾和）而作罢的零星记载；有时候，他们是奉长官之命撤退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的乃是罗马努斯那样的将领（如高卢的阿波德米乌斯、伊苏里亚一带臭名昭著的大将阿巴扎奇乌斯等将领和后来的弗洛伦提乌斯，以及叙尼修斯在埃及和库勒奈卡遇到的类似军官）。我们可以解释这些将领的行为：他们在乎的是以权谋私，不是保家卫国。他们会把军队驻扎在*适合搜刮民脂民膏的地方，或像将领卢皮奇努斯和总督马克西穆斯那样，向饱受战乱之苦的人进行勒索。帝国晚期的这类人物可谓不胜枚举。　　关于兵源匮乏的问题存在着几种解释。我在上文中举出过经常克扣军饷、缺乏衣食和武器等例子；此外，还有对士兵不务正业（经商或务农，取决于他们的驻地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的纵容甚至鼓励；以及忽视操练和纪律散漫（军士酗酒和犯罪都是这方面的明显证据）；还有请假逾期不归的现象——它导致了罗马帝国晚期军队的主要弊病之一：花名册的虚报人数。由于当时的人们反复目睹过这些现象的存在，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在所有常备军中是通行的。蛮族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然而，他们在4世纪50年代数目还不够多，而在半个世纪后又变得不再可靠，因此无法成为帝国危难处境下力挽狂澜的决定性力量。因此罗马帝国建立的安宁秩序在边疆和内地都遭到了瓦解；内地*贫瘠的土地落人了土匪强盗的手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帝国晚期的高级军官对自己的职责定位与两三个世纪前的前辈截然不同。他们已经有权分享自己负责的事物所产生的收益，或从自己的下级手中进行索取；他们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威来分一杯羹，可能的话还要多贪多占。叙尼修斯所说的“和平年代里的战争，它比蛮族发动的战争为害更甚，其根源在于军队的纪律涣散和军官们的贪得无厌”就是这个意思；佐西默斯在哀叹大批军队驻扎在城里“祸害城市”时指的也是这些现象。尽管低级或非正式的军官所奉行的军营伦理观念早已把勒索行为视为正当，但直到3世纪才出现了整支部队乃至全军（当然也包括指挥它们的高级军官）只顾私利、不管战事的现象。我由此联想到了270年发生在下日耳曼的事件，或多年以后提奥多西在把步兵总指挥与骑兵总指挥的权力分配给五名任职者时发表的无奈评论：“其中的每个人都不考虑自己所占的权力份额，而是像从前只有两人任职时那样疯狂地从军需品中提取回扣。”大量证据表明，帝国晚期军事将领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他们关注的已经是传统军人职责之外的其他东西了。　　历史发展的恶果自然随之而来。其中一些证据是不容置疑的。敌人看到“我们的”军队在数量或状态上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便信心满满地发动了攻击；我们*可靠的史料（阿米亚努斯、叙尼修斯和奥古斯丁）都曾专门把一场败仗归咎于军中盛行的腐败之风。还有，罗马帝国的一位附庸王侯菲尔姆斯（Firmus）受到了盘剥，“由于对罗马军队的贪婪与傲慢忍无可忍”而发动了叛乱，迫使皇帝从潘诺尼亚和默西亚调兵到阿非利加来对付他；于是夸迪人和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s）轻而易举地突破了罗马空虚的边疆防线。以上便是浅层次意义上罗马帝国权力丧失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分析之前提出的一个命题：一支军队的集结与投入战斗只有在各方团结一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政府必须招募士兵，向他们提供装备、补给和军饷——这一切都有赖于公民的配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必须给出具体的军事行动指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判断国家的需要，并给出明确的、能够确保得到执行的指令。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宫廷和元老院的作用跟军队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