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余琐忆 我的编辑之路

　　《编余琐忆：我的编辑之路》：　　对于国文在70岁左右由写小说转为改写散文随笔的缘由，如前所说，简言之，可视为作家的自觉追求和文学创新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作家文学才华和学识修养的体现。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精力的变化而出现的华丽转身，曾经发生在老一辈作家（如茅盾、巴金）身上，也曾经发生在与国文同辈作家身上（如王蒙、从维熙）。然而，国文近十几年的散文、随笔毕竟又有着他自己鲜明的个性与特色，因而，往往如同他的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一样，同样吸引着读者和文学界关注的目光。如前所说，年近七旬，国文在尝试写了几百万字，长、中、短各种小说体裁，并陆续荣获过全国大奖之后，他的创作便开始自觉地由虚构体小说转向了散文随笔，我以为，这不仅是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华丽转身，或许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规律使然。聪明如他者自然明白，昔日的生活积累与苦难人生中获得的体验已经宣泄、倾诉完毕，他今后的创作需要重新选择与定位，调整自己的创作方位，更需要补充、调动新的知识结构，开辟新的创作领域。对于一个有自觉追求、勇于创新的作家来说，一旦发现文思不畅、创造力衰减之时，他是决计不愿重复自己的。于是，年过七旬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并理解他为何及时从小说创作抽身而出，转而为《文学自由谈》《随笔》等期刊开辟特约专栏，主要致力于散文随笔创作了。　　即以发表在《钟山》上的几篇随笔而言，《三国三题》借三国三题抒发自己的情怀，《可怜一曲（长生殿）》则取材于清代文人洪舁与他的名剧《长生殿》的命运沉浮，实际讲的是中国文字狱的兴衰，引人联想的，却是当代文坛所演绎的一出出冤假错案，抨击的则不仅是封建帝王，还有文场那些专打小报告的小人。而《唐末食人考》考之二十四史等文史典籍及野史文献，实际笔墨所向，仍然是现实生活中，那些以革命的名义所施行的种种非人道反人性的野蛮行径。在揶揄嬉笑的背后，实则充满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的关注精神。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初，当我编发李国文给《钟山》的一篇篇文化历史随笔时，还以为这只是国文在小说创作连获大奖过后，偶尔为之地写些散文随笔以作创作调剂之需，其后，当我得知他在《文学自由谈》《随笔》《当代》《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上连续发表长篇文化历史随笔，成为特约专栏作家时，我才明白，对于写惯小说且又是“获奖专业户”的作家来说，这实在是一次国文由小说到散文随笔的华丽转身。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他陆续出版了随笔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楼外谈红》《大雅村言》《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且大为畅销、一版再版之后，我方才领悟到，对于李国文创作华丽转身所取得的卓著成绩，应该是值得文学评论界给予更多的评论与关注的。　　作为读者和朋友，作为国文发在《钟山》作品的责编，我自然为国文转身致力于散文随笔之后所取得的卓著成就而高兴不已。作为评论工作者，有时我又不免为评论界对国文创作的关注度不够，以及总体评价与国文随笔创作成就的不对称而深表遗憾。为此，我宁愿相信，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所说：李国文是“卓然一随笔大师”，是“学识好、见识好、心态好、用功好、夫人好的'五好先生一'。这当是对国文为人为文的中肯评价。在当代作家中，由写小说转身写散文随笔者甚多，然而，能达到此种境界与成就者，委实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