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937－1938年冬季，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选择，通敌只是其中的一种，对其价值的评判不在于争辩它比其他选择好还是坏。我们要认识到，当时的人们必须做出一种选择，也做出了选择，而且是个人通过深思熟虑、精心权衡他们当时的利益得失后而做出的选择，在其行为意义被充分认识之前就做出了选择。毫无疑问, 其中许多人的选择具有贪财的心理，也具有较坏的影响，史学工作者不是没有资格记载这些贪财的行为或追踪这些选择所导致的损失，并断言这些损失是他们带来的。我发现自己不可能不讨厌书中出现的一些人物的性格，建议读者完全抛开个人的好恶是滑稽可笑的，尤其是当通敌的结果与他们的南京同类一样是赤裸裸的行为时。但是史学工作者也有责任记载所有无贪财动机以及没带来破坏性后果的通敌行为。换言之，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挖掘浅层次阅读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可能是当时的，也可能是现在的）而可能被忽略的领模两可的东西
　　当时*易遭到道德评判的是受过教育的地方头面人物，人们期望他们服务于国民政府，并期望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责任。对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的要求提高了，因为他们能支付逃离沦陷区的费用，而穷人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也比较容易做出正确选择。受过教育的人比较容易去上海的公共租界避难，或逃到远离战争的四川或云南。受过教育的人离去后，留下了几乎没有享受过特权（比如受教育权）的群体，面对掠夺成性的占领军、不同政治派别的抗日势力以及整个冬季都缺衣少食、无处藏身的难民，来修复被占领后的经济和重组国家行政机构。是否通敌涉及到个人在面对战争的威胁时所具备的心理成熟程度、个人在面对由于权力带来的意外收获时的贪婪程度、或者个人在面对其他权力竞争者时的应变能力。不认真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去谴责这些人贪婪和叛国，是再造他们被迫通敌的政治土壤：假定每个人都进行了抵抗，这弄错了抵抗剧本的情节。
　　与通常的假设相反，相对而言，普通民众似乎对抵抗和通敌的道德要求不怎么关心。在张怿伯为抵抗而呐喊与通敌者提倡顺从之间，在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争夺职位”的头面人物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破坏占领政府的人之间，我们发现普通民众并不积极参与两个党派的事业。在社会的底层，大部分人参与占领政府，如亨瑞克·德斯来森（Henrik Dethlefsen）描述的那样，“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他们要继续生活，要努力挣到足够的钱养家糊口，要缴纳无法逃避的税款，要让孩子在他们不能控制课程的学校里上学读书，要在不由他们建立或赞成的政府机构里工作和生活。加拿大医生、传教士罗伯特·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1938年在河南写道，无论哪个政治派别在该省执政，他所知道的农民都“习惯于被征服”，“对已习惯于政府这种治理方法的人而言，日本人‘夺取’政权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这些人只想继续过他们的生活。他又加了一句，“应当假定日本人也意识到这种情况”。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满铁研究人员在中国北方农村做调查时发现，村民对国民党和日本人一样不感兴趣，对通敌者亦然。所有这些都是必须适应的外来，也仅限于此。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因为它使占领政府似乎可以成为这些民众的政府，无所谓好坏，而且不需要为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统治作任何道歉，就取得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和公众代表的资格。
　　张怿伯担心的是，无论人们多么不喜欢他们所处的环境，但还是易于接受这种现状。他知道一些人持有所有的政府都是“一丘之貉”的观点，而且不只是农民有这种看法，城里人更易受其影响，有人甚至改变措辞，用“都能胜任”这一词，支持不压迫他们的任何政权。他评论说，“未受敌人蹂躏的地方的同胞们，切莫以为敌人入境，不过是统治的变更，还可安居乐业，照常享受。”这种投降的观点将使人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动，张怿伯认为这简直就是“做梦”。张怿伯愤怒地警告道，屈服于日本的统治，代价是高昂的。但他也很恐惧，那就是时间。时间能彻底改变一切，比如将稀奇古怪之物改变为司空见惯的东西，将零星侵扰改变为日常控制，征服看成是下一个政权。时间能不动声色地压倒了这种观点：屈服于军事统治是一种错觉，而且时间也能使抵抗看上去是一种错觉。后见之明者向我们灌输，时间有利于抵抗派。抵抗派可以等到日本支配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破灭，也可以等到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大陆的慢慢枯竭，而且确信，不管谁将爬上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日本傀儡都将*终倒台。但这种情形在当时还不十分明朗，只不过没多久就确凿无疑了。
　　时间不利于通敌者。“自治会”成员的高更换率表明，大多数人在占领政府里找一份工作比他们预期的要艰难得多。一些人能为自己在占领政府的官僚机构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舒舒服服的职位，一些人因参与占领政府而保护了自己的生意和家庭的利益。更多的人，弄不懂战时政治的复杂性，不愿意站在入侵者的一边，当有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出现时，他们就退出了，或者被迫退出。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通敌者在抗日政权和占领政权两边都表现为政治上不可靠，道德上畏畏缩缩。对占领者而言，成功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成本在不断地增长，抵抗力量不断毁坏新政权的所有基础设施。对被占领者而言，代价也极其高昂，通敌者之间的勾结和竞争阻碍了一个政权合法化所必须经历的政治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通敌是一种失策的选择。
　　无论通敌的原因多么复杂，但通敌的真实经历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实践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不意味着令人费解、无法解释，困难也不意味着通敌对占领当局毫无贡献。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