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选

本书特色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其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大都写得平实顺畅。韩愈zui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内容简介

本书先说明韩愈的时代、生平、文学主张、诗歌内容, 诗歌特色 ; 而后依韩愈生活年代, 将韩愈分成三期: 早期平正古朴, 中期雄奇变怪, 晚期清新蕴藉。韩诗现存四百余首, 本书选择注其中一百多首, 约占其全部作品的三分

前言

　　本书依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次序，选注韩愈诗一百余首，约为其现存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1957年，钱仲联先生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此书，仿照宋人集解、间诂一类的纂述方法，采集多家论说，重新系年编排，当年即获好评。钱锺书先生曾对此书提供一些意见，更推崇仲联先生此书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后学界赞誉声不断，肯定有嘉，迄今亦无更完整的善本。台北世界书局1966年再版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2007年间也数度再版。本书考释详备，依年代排列诗作，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从了解韩文公的生平入手，进而了解韩诗的内容、作法，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探究其“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以及如何酝酿出才力充沛、想象雄奇、奇僻险奥的诗作风格。
　　在选注本书的过程中，选注者特别参考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李汉编《昌黎先生集》，此外还有明代蒋之翘注《唐韩昌黎集》、清代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民国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日本学者清水茂注《韩愈》（岩波书店1958年）、原田宪雄《韩愈》（集英社1965年）等书，据此做了些文字校释和选取诗篇的工作。
　　梳理出以下几个切入点，先对韩愈及其诗歌加以介绍。
　　一、时代与生平
　　韩愈（768—824），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南）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文”，又称“韩文公”。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今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韩愈出生在“安史之乱”平定（763）后的第五年，唐王朝已逐步走向衰落。他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其中宪宗元和年间，号称“中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百姓生活转好；但藩镇势力继续壮大，佛老流弊依然不减，整个国家仍处于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
　　韩愈三岁而孤，由长兄韩会和嫂夫人郑氏抚养。这个家庭浓厚的儒学背景和文学氛围对韩愈的成长历程有很大影响。他少年时代就发愤自励，勤学苦读，“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韩愈《答侯继书》）。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他在这一年开始应举。经四次应试，至贞元八年才在陆贽门下及进士第，然而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试三次（贞元九、十、十一年）均落榜。贞元十二年（796），韩愈开始步入仕途，先是宣武节度使董晋表署为推官，后避汴州军乱，往依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观察推官。贞元十七年（802）始选授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4）夏末，升任监察御史。这一年关中大旱，韩愈呈给德宗《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请求朝廷宽免徭赋，结果被贬为岭南道阳山县令，这是韩愈首次自高位摔跌下来，上距就职御史台的时间不足半年，不久改江陵法曹参军。
　　韩愈求举失败及仕途坎坷的因素很多，朝中无权臣奥援是直接原因。他出仕于德宗末年，这正是以二王（叔文、伾）、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部分朝官与保守势力激烈对抗的时期。韩愈此时与政坛主流人物关系疏远，《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永贞行》二诗，以明显的嫉视态度表明对二王集团的不满，甚至一度怀疑柳、刘二人是促成他被贬阳山的帮凶。不过，真正贬官原因不详，此事乃韩愈单方面的误会，亦未影响日后韩、柳、刘三人的情谊。贞元后期的政风败坏，韩愈对前途倍感彷徨不安，在阳山令任内始终郁闷不乐。至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被召回朝廷，任国子博士；其后又有几次升迁转任，元和四年至七年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河南县令、尚书职方员外郎。仕宦至此时止，多在冷衙署办公，职卑钱少，抱负不得施展，以至落入“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进学解》）的极困顿窘境。上述可说是其早期仕宦生活的偃蹇时期。
　　宪宗元和八年（813），韩愈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从此步入高官的行列。是年，作《进学解》一吐胸中积郁，执政奇其才，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始参与朝廷机要。元和十一年（816），迁中书舍人，寻降为太子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平淮西吴元济叛乱，奏为行军司马，以赞助谋划有功，升刑部侍郎，次年转兵部侍郎，这是韩愈一生*意气风发的时候。十四年正月，上《论佛骨表》，反对迎佛骨入禁中，触怒宪宗，贬潮州刺史，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大蹉跌。任后上表，陈情哀切，年末转袁州刺史。十五年被召回朝廷，拜国子祭酒。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再任兵部侍郎。二年二月，奉命往镇州宣抚兵变，回朝复命，转吏部侍郎。三年六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再任吏部侍郎。四年，卒，年五十七岁。
　　二、求学历程与文学主张
　　韩愈一生以承继儒道为职志，曾自叙求学历程说：“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以文名于四方。”（《与凤翔邢尚书书》）“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上宰相书》）可见在未能仕宦之前，韩愈实以读书著文之儒家生徒自居。他对文章尤有偏好，曾说：“虽愚且贱，其从事于文，实专且久。”（《上襄阳于相公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义训，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进学解》等更详述自己长期读书作文的体会。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对儒家经典十分重视，往往注意其文学内容与形式，并把儒家与后世文学家相提并论，如《进学解》谈到读书写作的心得：“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愈在博采古代文章的过程中，显然特别重视儒学与文学的结合，而不是后人所谓“文统”、“道统”之分。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指出：“北齐高湝致杨遵彦书中说：‘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隋书》卷二《李德林传》）在唐人的观念中，经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的不同文章类型已区别得很清楚。但韩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贾的经术政论文章，而在两司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扬雄等文人创作。他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答刘正夫书》）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到的历代‘善鸣’、‘能鸣’者中，汉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唐代则提出了陈子昂以下到张籍九位，都是文学家。他批评当世科举之文：‘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答崔立之书》）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柳河东集》卷三四）近人陈衍则说：‘昌黎虽倡言复古，起八代骈俪之衰，然实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艰深。注意于相如、子云，是其本旨。’（《石遗室论文》卷四）”对于韩愈的这种倾向，后人有各种评论，北宋程颐说他“倒学”，是“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语录》卷一一《遗书伊川先生语》）。南宋朱熹也说：韩柳用力处“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沧州精舍谕学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更明白强调：“昌黎长处，在聚精会神，用功数十年，所读古书，在在撷其菁华，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资不高，俗见颇重，自负见道，而于尧、舜、孔、孟之遣，实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见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这类批评相当普遍，却忽略了韩愈诗文是对儒家学说的彻底实践的事实。
　　韩愈一心在发扬文学创作的传统，他注意到前代作家以“善鸣”“出奇”胜场，因此他读书所重在“奇辞奥旨”兼顾：“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其他相近的言论主张尚有：“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文丽而思深。”（《与祠部陆给事书》）“海含地负，放恣横从。”（《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文章语言，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这些体会有得之言，显示韩诗有深厚的内在学养，又必然走向奇、丽、深、劲的路途。正如他在《调张籍》一诗中所言：“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三、韩诗的分期与主要内容
　　韩诗大致可分为三期，汤贵仁《韩愈诗选注·前言》的说法是：“贞元八年（792）韩愈中进士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留下的不多，艺术上也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五年（810）授河南县令，是韩愈一生的中期。这个阶段是韩愈仕途坎坷不定的时期，也是他政治思想和诗歌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从元和六年（811）入京任职方员外郎至长庆四年（824）冬逝世，是韩愈一生的后期。……这一时期，他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政治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写作，除了坚持反对藩镇割据这一思想外，早期和中期的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逐渐减弱，但也不乏较深刻的社会意义的篇章如《泷吏》《华山女》《过鸿沟》等。”孙昌武《韩愈选集·前言》提出的分期看法与上述大同小异，但更能追探韩愈诗风转换的原因：“如果综观韩愈创作风格的演变就会发现，无论是诗还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朴者居多，‘尚奇’特色并不显著。雄奇变怪的追求是在贬阳山之后才明显起来的。而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诗文风格又渐趋平缓。特别表现在诗作上，元和十年（815）以后雄肆奇古的长篇古诗很少写作了，而多写清新蕴藉的小诗。这个事实表明，韩愈尚奇，首先决定于他的思想意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郁结下的愤懑之气无可发泄，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胜、不安凡庸的个性，这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学特征。”
　　检视汤、孙二人的说法，似以孙说为胜。盖贞元八年之前韩愈诗作太少，实难与后来比拟。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被贬阳山，内心愤慨不平，对其诗风的影响十分明显。宪宗元和六年韩愈虽返京任职，但生活依然困穷，至元和九年始位居要津，心境日趋坦然自适。以此时为后期的分界，较合乎韩诗风格转变的实际情形。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第六编第二章第五节《尚怪奇——韩愈的诗（二）》也说：“韩愈那些追求怪奇*具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出现于贞元后期到元和年间，此前他的诗风是以叙述写实为主的。”此处肯定韩诗“怪奇”诗风出现于贞元后期，故汤贵仁关于中期开始于“贞元八年”的说法，不如孙昌武、罗宗强“贬阳山之后”的说法来得恰当；而其结束于元和年间的说法，则汤、孙、罗三书说法相近。
　　综合上述说法，显然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势必产生许多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他对当时政治黑暗和社会动乱带给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感受，反映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也成为他诗歌的一大主题。如《龊龊》《归彭城》写东郡水灾，《赴江陵途中》写关中旱情，《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写三江水区百姓的困境，表现了对百姓的同情和“排云上阊阖”“上陈人疾苦”的意愿。又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写出地方官作威作福，使一些正直臣子返京无望，为自己宦海浮沉的遭遇长歌恸哭。《咏雪赠张籍》以委婉深沉的笔触批判德宗末年的弊政，《永贞行》明白指斥二王革新集团的不当作为。其他如《丰陵行》不满皇帝葬仪的奢靡，《华山女》揭露道教清修的虚伪，《送灵师》抨击迷信佛教的蠹国败俗。这类诗作伴随其一生，数量*多，只是晚年稍减而已。
　　韩愈诗文的雄奇怪变，既然深受一生际遇的影响，因此争奇好胜不仅表现在字句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这一点可于描写壮丽山河的歌咏看出，这一类诗作是韩诗中写得很有特色的篇章。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中举例说：“《南山诗》洋洋大篇，写终南山全貌；《送惠师》《送灵师》《此日足可惜》《谒衡岳庙》《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岳阳楼别窦司直》《答张彻》《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等篇中有描写天台观日、瞿塘遇险、黄河夜渡、雾后登岳、湘山夜景、洞庭风浪、华山绝陉、太行瀑布的片断，用雄伟瑰异的笔墨，在读者面前展现了魅人的画卷。”其实，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风》）、燎原的大火（《陆浑山火》），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嵝山》）、人迹罕至的古刹（《山石》），景象的如此不凡，正流露出诗人不平静的心声。其中《岳阳楼别窦司直》以大笔重彩写洞庭湖的汹涌波涛，善于描绘惊心动魄的奇异景象，以之衬托对时政的感慨和内心之不平。《山石》诗大笔淋漓，形象鲜明，而文意流畅，不见斧凿痕迹，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韩愈诗作的第三大内容，应是一些叙琐事、写微物的短小诗篇，这类作品，刻画事物形象生动，描绘情态体贴入微，于青壮年时期偶有佳作，至晚年更多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具有“一往清切，愈朴愈真，耐人吟讽”（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特点。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前言》举例说：“《郑群赠簟》《赤藤杖歌》赞颂了手工艺者的精制，《听颖师弹琴》表现音乐的形象性和它强烈的感染力，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写击球打猎，而归结到习战杀贼的谋略，或兼喻赋诗作文的构思；《短灯檠歌》通过长檠短檠及有关人事的对照，表现了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石鼓歌》刻划斓斑古色的文物，隐含着对陋儒的嘲弄和对中朝大官的讽刺。”这些都是前人诗集中罕见的内容。他如《戏题牡丹》的朦胧隐约，《榴花》、《池上絮》的含蕴隽永，《闲游》《独钓》的清新细腻，《落齿》《杏花》《李花二首》《叉鱼》《桃源图》《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南溪始泛三首》，莫不因事物起兴，别有一番由小见大、追求悠闲生活的风味。韩愈晚年诗风转变甚大，许多律绝明白流畅，不仅景物形象饱满，生活态度也优裕自如，全无老气横秋的迟暮习气。游国恩等《新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九章**节《韩孟诗派》说：“可惜前人对他这一类作品注意得不够。”从中期至晚期，无论刻意锤炼，或是妙手偶得，韩诗皆有不同的艺术成就。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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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有《韩昌黎集》等著作传世。 王基伦，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曾任国立台北师院语文教育系副教授、教授，台湾师大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国语日报：古今文选》特约主编等。研究专长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散文、唐宋文学。著作有《孟子散文研究》《韩欧古文比较研究》《韩柳古文新论》《韩愈古文校注汇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