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察通鉴:三国卷

　　《中国监察通鉴（三国卷）》：　　一、曹魏考课法制定的社会背景　　曹魏政权屡次下诏制定考课法，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的。　　（一）地方大族操纵地方选举，制定考课法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东汉末年，清议之风盛行，地方大族名士操纵乡间清议，一般士人要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就必须获得名士的好评。于是汉末士人、太学生遂广泛交游，互相标榜，结果使得朋党连群，浮华成风。《后汉书·儒林传序》载：“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人，然章句渐疏，以浮华相尚。”《意林》卷5引魏文帝曹丕《典论》日：“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于私门，名定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由于名士清议和朋党浮华与大族势力的扩大有密切关系，是对中央集权政治的破坏，所以曹操在世时曾采取了排清议、抑朋党的政策，对于大族势力予以一定打击。但是至曹魏政权建立以后，浮华朋党之风依然盛行。如明帝时“诸葛诞、邓飚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他们“合党连群，互相褒叹”，“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大有汉末名士“善善恶恶，臧否人物”的作风。为此，明帝曾罢免诸葛诞、邓飚等，并下诏“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与此同时，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后，“以毁誉相进退”的现象非常严重，中正品评人才时没有客观标准，而是随心所欲，极易造成“虚实相蒙”的情况。所以魏明帝为杜绝朋党浮华，也为了使选举者有个客观标准，才试图建立一种考课法，来驾驭混杂的舆论。《通典》卷15考绩条云：“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对此，唐长孺先生曾经指出，魏明帝诏令刘劭制定考课法，“意在使品第高低有一定标准，以驾驭混杂的议论，还是曹操以来的政策”。其说甚确。司马氏掌握政权后，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管理，抑制地方大族过分扩张势力，也有诏令王昶修撰《百官考课》之事。因此，两次制定考课法是一脉相承的，其目的都是试图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借以使政权高效有力的运转，同时也是曹魏政权打击大族、控制舆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　　（二）名理学的兴起。名理学又称形名学或刑名学，讲究求真之风，要求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汉末名实不符的现象令一部分士人痛心疾首，乃转而求检形定名，循名责实。“名理学本来是针对东汉名教之治而兴起的。曹魏政治即与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谓名法之治。名法之治要求检查名实，其中即包含了法家扩大君权，裁抑大族的意义”。汉魏之际重要的名理学家如崔定、王符、徐干和刘劭等都主张考校功实。崔定著有《政论》，主张综核名实。王符著有《潜夫论》，主张考绩，以此为治理天下的基础。徐干著有《中论》，认为“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而刘劭的《人物志》则是名理学的集大成者，该书以名实为依归。名理学所倡导的名实相符，求真务实的精神犹如一股清风，对名教之治发起冲击，为曹魏时多次下诏制定考课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