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国学经典-典藏版

内容简介

《东京梦华录》是记述关于北宋后期京都汴京地理风物的一部重要文献。
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的《东京梦华录(典藏版)(精)/国学经典》以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为基础。对于原文的标点，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个别地方有所调整。对于邓先生原注中引录的大量史料，采用了部分内容，而对于邓先生未加注释的不少历史人物、事件、典故、词语等则增加了相当多的注释条目。书后附录有《东京梦华录》历代各种版本的题跋与题记等，也作了较详注释。为便利当代一般读者阅读，对于原文用当代书面语体写出了译文。

前言

《东京梦华录》是记述关于北宋后期京都汴京地理风物的一部重要文献。
今存本皆题孟元老撰，因卷前有《梦华录序》，末署“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据此可知，此书撰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年），写序之除夕日即腊月二十九日，已是公元1148年1月22日。作者在自序中说，他于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跟随做官的父亲一起到京师居住，“靖康丙午之明年”，即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1127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可知他在京师生活了二十三年多。本书内容即是记述他所见所闻的京都汴京的情形。
作者自序中还说：“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这反映了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和心境。靖康元年金兵攻占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一同被俘虏而去，北宋朝廷覆亡，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靖康之乱”给中原百姓带来惨重灾难，对于北宋朝臣及一般文士也都造成了沉痛的精神和心理创伤，国耻与家恨深入骨髓。在南宋朝廷偏安于临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逃到江南的文士无不对北宋后期的太平盛世充满深情怀念。周煇《清波别志》卷二记载说：“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曹元宠即曹组，字元宠，颍昌（今河南许昌）人，他的这句歌词反映了南渡文士思念旧京的心情。而在当时，孟元老则是通过撰作这部专著，全面回忆东京的繁华景象。此书的问世，正是在南宋初年江南士人普遍存在着浓厚怀旧思潮的背景下产生的。
《东京梦华录》常见的流行本为十卷，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记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详细情况。包括京城的城市布局，河道走向与桥梁，内城宫殿及宫廷内外的机构设置，京城里的主要街巷名称及主要寺院道观，城里的店铺、酒楼及勾栏瓦肆等场所的经营与活动，京城里的管理、防务、消防、运输等方面的职能与运作，京城里的民众在伎艺表演、娱乐、娶亲、生子等方面的风俗，一年当中各个重大节日的各种习俗，尤其是对于皇宫中的元旦朝会、圣驾出行观戏观射及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礼仪与过程记述得更为详尽。这些内容，涉及到京城地理、礼仪制度、经济状况、商业贸易、社会风习等各个领域，对于了解北宋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提供了大量的**手资料。
由于《东京梦华录》一书内容的丰富与翔实，因而问世之后影响甚大。南宋时期，一些相关的著作常见引录《梦华录》所记载的事实。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年）的吴自牧所撰《梦粱录》，成书于南宋宁宗时期（1195~1225年）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成书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年）的耐得翁所撰《都城纪胜》，成书于元朝初年的周密所撰《武林旧事》，这几种著作在编撰体例和叙述方式上大都同于《东京梦华录》，其中涉及朝政礼仪、节日风俗，尤其是涉及北宋旧都汴京的地理风物等内容时，其文字叙述也略同于《东京梦华录》。此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靖康中帙”记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初一日事时，引录《中兴遗史》写皇帝坐大庆殿各国使臣朝贺一段，基本上是抄录《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一节的文字。袁褧《枫窗小牍》中有十几段材料，也和《东京梦华录》中的内容大体相同。后世不少著作中涉及到北宋时期的有关礼仪制度、节令习俗及伎艺表演时，常见引用《东京梦华录》。当代学者在研究戏曲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烹饪史等方面，引用《东京梦华录》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关于北宋末年都城汴京的勾栏瓦肆中的说唱艺术、杂剧与杂技杂耍表演等情形……。从后世引录引用的情形来看，《东京梦华录》具有特别珍贵的文献价值，因而具有经典性的传世意义。

关于《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从现有存本来看，人们只知其名为孟元老，其号为幽兰居士，他在汴京生活的时间及成书的时间也仅如其序文中所述，其生平资料难觅旁证。因此，有关古籍目录著作和当代工具书中介绍此书作者孟元老时，大都是说他“始末未详”或“不知何人”。
现代民国时期，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录》中关于《东京梦华录》的介绍，谈到其好友邓孝先（名邦述）收藏有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常茂徕钞本，上有常茂徕的跋语，其中说孟元老即是徽宗时曾官礼部侍郎的孟揆，并且肯定地认为：“揆非异人，即元老也，元老其字而揆其名者也。”（见本书附录）邓孝先谓：“揆字元老，无他书为之左证，而前人读书细心处不可掩。”这里，邓孝先肯定了常茂徕读书细心的优点，却并没有肯定他的关于孟元老就是孟揆的结论。
上世纪80年代初，孔宪易的文章《孟元老其人》（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认为孟元老不可能是孟揆，而是孟昌龄的族人、曾官为开封府仪曹的孟钺。此文据《宋史》及《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进行分析，指出孟揆在政和二年（1112年）艮岳修建时已经备位侍郎，不会太年轻而且已经有一定的经历了；而孟元老在《梦华录》序中说他在崇宁二年（1103年）随父亲到京师时尚在童少时期，后来才“渐次长立”，到政和二年（1112年）时不过才九年时间，不可能很快就从一个小孩子到“备位侍郎”的位置。因此，孔宪易在此文中断言：“常茂徕的孟元老即孟揆说是无稽的。”
孔文找出孟钺，根据的是孟昌龄及其家族随着徽宗时的太师蔡京的倒台而被治罪的资料。《宋史•河渠志三》记载，宋钦宗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即皇帝位之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就有御史中丞许翰上奏道：“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陛下方将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奸赃，以正典刑。”钦宗准奏，于是蔡京及其一党的蔡攸、童贯、王黼、朱勔、王安中、杨戬、孟昌龄、梁师成等官僚的子弟亲戚中有官职者，都受到株连并予以处治。孟昌龄的儿子孟扬、孟揆、孟持都被免官。《宋会要辑稿》记云：“开封府仪曹孟钺、将作少监宋黼（应是“晸”字，宋晸是蔡攸妻弟）放罢。……皆以蔡京、攸、王黼、王安中、孟昌龄之子弟亲戚，言者论其倾附，为之心腹，未蒙斥免，故皆责之。”（职官六九之二四）据此知孟钺是孟昌龄族人，当无疑义，但究竟与孟昌龄是什么亲属关系，却语焉不详。孔宪易的这篇文章中，对于孟钺即是孟元老的具体分析，这里不必细述，其大体思路是据此进行推测，并没有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来表述。
*近几年中，关于《东京梦华录》的作者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李致忠先生发表《〈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见《文献》2006年第3期）进一步支持与坐实了孔宪易的推断，并补充了三点新的材料。其一，李文引《靖康要录》卷五所记靖康元年（1126年）五月五日臣僚上奏之语云：“顷者奸臣用事，子弟亲戚本无才学，夤缘冒等超躐显位，其甚者已赐罢黜。有幸免者，若……孟昌龄孙开封府仪曹孟钺，或冒从官贴职之荣，或膺任使宫祠之职，未蒙斥免，士论怫郁，伏望褫罢。”据此指明孟钺是孟昌龄的孙子。其二，李文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云：“孟扬，分宁人，扶弟，黄庭坚之甥。庭坚作《劝学》赠之，勉其奋发，以光前人。”据此指明孟氏的籍贯为分宁（今江西修水），并指出孟扬是黄庭坚的外甥，而且孟扬还有兄名孟扶。其三，李文引《靖康要录》卷一所记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事云：“孟钺上章荐范宗尹、朱梦说，圣旨依奏，并招赴阙。”又引《靖康要录》卷二所记二月五日孟钺再次上奏保荐李纲。据此知孟钺在国事危难之际还有举荐他人的作为。在根据各方面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李文以较为肯定的语气认为：“可见，‘孟元老即孟钺’之说，十分可信。”
综观孔宪易和李致中两先生的文章，在探讨孟元老其人的本来面目时均有重要发现，提出孟元老即是孟钺的推断也很有价值。但是，我认为，这对于确定《东京梦华录》的作者身份仍然不能作为*终的结论。因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孔文和李文都还是在现有史料及《东京梦华录》的序文与书中某些文字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揣测，都没有举出能够说明孟钺即是孟元老的铁证，即使是说“很有可能是”也并不等于说“就是”。李致中先生在文章也指出：“因此孟钺是否真的就是孟元老，尚缺乏更直接的证据。”
而且，关于孟昌龄至孟钺祖孙三代的情况，也还有一些事实需要进一步查清。
**，孟昌龄到底有几个儿子？从以上所引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孟昌龄起码有四个儿子，即孟扶、孟扬、孟揆、孟持。此外，孔宪易文章中还引录《宋汇要辑稿》“职官六三之十一”记宣和七年（1125年）五月四日臣僚上奏之语云：“都水监隶工部孟今上御名为都水使者，其兄揆为工部侍郎……皆以亲嫌，乞令回避，以绝党附之私。从之。”因《宋会要辑稿》所引录的材料是南宋宁宗时人所撰，“孟今上御名”应是孟扩，即避宋宁宗赵扩名讳而如此书写。据此可知，孟昌龄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孟扩，排行在孟揆之后。
第二，孟钺到底是谁的儿子？从孟钺在靖康元年（1126年）已官为开封府仪曹并能够向朝廷上奏这一事实来看，此时他的年龄不会太小，或许在三十岁左右。此年其祖父孟昌龄尚健在。因此，孟钺既然是孟昌龄的孙子，他很可能是其子辈中的长门长子或次门长子，即他可能是孟扶之子或孟扬之子，而不可能是老三、老四、老五之子。《靖康要录》卷五记述了靖康元年五月孟钺被罢免官职之后，卷六又记述此年六月二十七日事云：“臣僚上言，伏见四月诏书，以杨戬、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应奉，童贯、谭缜之军功，孟昌龄之河防，皆蠹国害民，罪之大者。盖七人皆一体同罪……乞早正杨戬籍没之典，速加孟昌龄殛窜之刑。奉圣旨，孟昌龄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江州安置；孟扬责授海州团练副使，池州安置；孟揆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抚州安置；孟持落职放罢。”据此可知，孟昌龄被安置（实即流放）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孟扬被安置在池州（今安徽池州），孟揆被安置在抚州（今江西抚州）。这里没有提到孟扶、孟持和孟扩。此三人中，孟扶是孟昌龄的长子，可能是无官职，住在原籍分宁（今江西修水）守祖宅祖茔；孟持、孟扩在此前已被免官，可能也已经归故里。如果孟钺果然就是孟元老的话，那么根据《梦华录序》中所言“避地江左”一语，他很有可能是孟扬之子，此时随父亲住在池州。由于其祖父、伯、叔皆在江西（古称江右），他在池州就可以说是“江左”了。
第三，孟钺是否确以元老为字或号？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不知道孟钺的字或号为何。《东京梦华录》所题孟元老，也未明言“元老”是名还是字、号。孔文和李文的分析中都认为，孟钺如果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由于他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孟昌龄的孙子，而且他本人也是被朝廷处治过的罪官，因而他在所著书中不愿使用真名而假编一个字号为“元老”，是合乎常理的。当然，分析毕竟是分析，如果要真正落实孟元老就是孟钺，还必须有确切的旁证，证实孟钺确有字号为元老，或者证实孟元老确有本名为孟钺。
因此，现在说起《东京梦华录》的作者，还是应当题署为“孟元老撰”，暂不肯定为“孟钺撰”比较稳妥。真正落实孟元老就是孟钺，还有待于新的铁定材料的发现和更有说服力的证明。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前言中说“余以为不必坐孟元老为孟钺，疑元老取宋人常见名字为托名”，这是负责任的谨慎态度，值得赞赏。

《东京梦华录》*早刊行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年），赵师侠为之题跋。这便是后人所说的“宋大字本”。赵希弁《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梦华录》一卷，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东京梦华录》一卷，都是根据这一刊本。但是，这一刊本已经失传。
其次是元刊本，题为《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明初又据元版重印。清代学者黄丕烈所见并题跋的就是这一刊本。此刊本如今国内罕见，日本静嘉堂文库有收藏，为《静嘉堂秘笈》的第三种。
《东京梦华录》的明代刊本有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年）刊本，是据元刊本的重雕本，十卷，黄丕烈题跋中说朱彝尊收藏的即此本，后来罕见。明代嘉靖年间李濂所作《跋〈东京梦华录〉后》（见《汴京遗迹志》卷十八），可能是据弘治刻本而作。万历年间沈士龙、胡震亨又将《东京梦华录》重刻，仍为十卷，收入《秘册汇函》中，并有题跋，这便是后来所谓的“秘册汇函本”。崇祯年间，沈士龙、胡震亨的《秘册汇函》残版的补刻本为绿君亭本，绿君亭为何人不详，毛晋据此并加上自己所收藏的古籍，编定并刊行为丛书《津逮秘书》，其中包括《东京梦华录》，毛晋有题跋，这便是后来所谓的“津逮秘书本”。“秘册汇函本”和“津逮秘书本”的两种《东京梦华录》实为一种。
明代陶宗仪编、陶珽重校的《说郛》中收有《东京梦华录》，一卷（宛委山堂本《说郛》卷六十八，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九十一），可能是依据南宋时初刻的一卷本，但是由于宋刊本已经失传，无法比对。明末钟人杰、张遂辰编辑的《唐宋丛书》收入《东京梦华录》，一卷，归于“别史”类，即是据《说郛》收录。
清代乾隆年间，《东京梦华录》收入《四库全书》，归于“史部•地理类”，十卷，卷前有四库馆臣所写提要。嘉庆年间，张海鹏在毛晋《津逮秘书》的基础上又加以取舍，把丛书名更改为《学津讨原》，今存嘉庆十年（1805年）虞山张氏照旷阁刊本，其中第七集收入《东京梦华录》，十卷，附有赵师侠原跋、沈士龙跋、胡震亨跋、毛晋跋，这便是后来所谓的“学津讨原本”。
《东京梦华录》还有钞本传世。今知有清代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年）开封常茂徕钞本，民国时期归邓邦述（孝先）收藏。钞本有常茂徕跋语，其中提出孟元老即是孟揆的推断。
光绪末至民国年间，张凤台编辑《三怡堂丛书》，河南官书局先后刊行，共收古籍17种。其中《东京梦华录》为第九种，十卷，1925年刊行。
民国时期，《东京梦华录》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十卷，系据《秘册汇函》本影印，后附赵师侠原跋和毛晋跋，20世纪30年代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东京梦华录》的排印本，与《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共五种合为一册；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将此本重印。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邓之诚的注释本《东京梦华录注》，前有邓之诚先生《自序》；1982年中华书局又重新出版《东京梦华录注》，对邓之诚原注中的个别条目作了删订，其它皆未改动。1982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东京梦华录》的排印本，与《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共五种合为一册，为《中国烹饪古籍丛刊》之一，书后附录有《东京梦华录》的跋语、提要、题记等十余种。2001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彪的《东京梦华录》注释本，作为“古名城文化丛书”之一，后附有历代题跋。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伊永文的《东京梦华录笺注》，为“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丛书之一，笺注中引证的资料非常丰富。
这次整理《东京梦华录》，以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为基础。对于原文的标点，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个别地方有所调整。对于邓先生原注中引录的大量史料，采用了部分内容，而对于邓先生未加注释的不少历史人物、事件、典故、词语等则增加了相当多的注释条目。书后附录有《东京梦华录》历代各种版本的题跋与题记等，也作了较详注释。为便利当代一般读者阅读，对于原文用当代书面语体写出了译文。在标点、注释及译文过程中，本人深感原刊本中的一些难点、疑点不易处理，尽力而为时又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或者差错，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永宽 2010年1月于郑州

节选

作者简介

王永宽，男，1946年生，河南正阳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长期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曾任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独著和主编著作已出版19种，主要有《中国戏曲通鉴》、《河南文学史》（古代卷）、《河图洛书探秘》、《扭曲的人性——中国古代代酷刑》、《春华秋实集》等。发表专业研究论文和各类文章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