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章鲸斗殃虾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此人善于辞令、怒形于色，他在朝鲜战争某一特别沮丧的时刻曾愤怒地拍案而起，吼道：“如果世上*聪明的人们企图为我们在世界上寻找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糟糕的地点的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考虑，都会无一例外地选中朝鲜！”确实，韩国这个联合国认定的盟友是一个相当别扭的伙伴，但这是有原因的。朝鲜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屡遭不幸的国家之一，它总是处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夹缝之中，不断遭受毗邻强国的摆布、践踏和占领。在朝鲜人看来，中国、日本和俄国是世代仇敌。每当日本冒险向亚洲大陆发动周期性的帝国主义征战时，朝鲜都是*为理想的入侵路线。从防守的角度看，日本又把朝鲜半岛视作从中国刺向它的匕首。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对手中的每一家都从各自的私利出发利用朝鲜，除非许以一些交换的条件，比如贸易垄断或者政府的从属地位等，否则朝鲜不能指望其中任何国家来“保护”它。正如朝鲜的一句古代谚语所云：“鲸鱼打架，殃及小虾。”
从自身利益出发，朝鲜始终都希望能独处一隅，以培植和享受悠久的历史文明。在17世纪一段难得的、没有外国占领的短暂时期，一位朝鲜国王甚至禁止开采黄金和白银，以期减少夷人对进入朝鲜的兴趣。但想成为一个“隐士王国”的尝试成了泡影。1882年，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中国人[译者注：指当时的清朝政府。]为了削弱日本人的支配地位，甚至说服软弱的朝鲜政府与美国谈判签订一项颇为含糊其词的“友好”条约。虽然当时美国在朝鲜没有经济和其他利益，但美国外交官还是同意缔约，以便今后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可能的立足之地。条约中的执行条款规定：“如一方政府遭受其他列强非公正或压迫性之对待，另一方自获知之日起应从中斡旋，以实现和睦解决，以示相互之友好。”
毫无疑问，条约的措辞极为含混，以致强大的一方可以任意利用它。缔约以后，美国很快就把它搁置脑后，其原因是出于实际和实用方面的考虑：美国既无野心也无力量在远东发挥任何影响。因此，在1896年俄国和日本签订在朝鲜划分势力范围的正式协定时，美国仍然保持沉默。日俄两国沿三八线几乎是把朝鲜半岛拦腰分开，俄国获得北半部，日本占领南半部，双方在各自地域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日本人由于占领了首都汉城，控制了朝鲜傀儡皇族——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主要功能是镇压国内反对派。朝鲜这个被分割的附庸国，既不能控制自身的现状，也谈不上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正如占领军从历史上领悟到的：民族主义尊严这种特质，不是用刺刀或者军靴可以轻易抹去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感情强烈，他们津津乐道于回忆那些久远的年代，这个国家以拥有未受外来影响的文化而感到自豪。这种情感之*强烈者，莫过于一个被称作“两班”的稀奇古怪的社会阶层。
“两班”者，均是学者打扮，峨冠博带、长髯飘拂，他们一辈子献身于一门*特别的学问：记忆自己或是朝鲜其他家族的系谱。李敬善是一个十分敬业的“两班”，他可以两腿相盘，端坐于坐垫之上达数小时；他双目微闭，发吟唱之声，背诵24卷以上的家族系谱表，其中包括17代之前的荣耀一幕，当时他父系的一名亲戚曾短暂地跟高丽王位继任之事沾点边。
然而李敬善的儿子李承晚（生于1875年3月26日）在年轻时就意识到了“两班”体系的荒诞之处。现在的家族住在一所俯瞰汉城的破木屋里、每天靠几把大米活命，对祖先的顶礼膜拜究竟有什么价值呢？“两班”又有什么权利向其他家庭索求物质支持？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后裔在20个甚至30个世纪之后，还跟王权沾点边吗？正如李承晚对传记作家罗伯特·奥利弗所说，“这种膜拜祖先的毛病”，甚至传到了一贫如洗的种水稻的农民那里。
于是，李承晚做了一个决定，这对一个亚洲青年来说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在他19岁的时候，他进入汉城一所由卫理公会传教士办的中学，并渐渐脱离由他父母传承的佛教和儒家信仰，剪去了朝鲜男人头上的传统发髻。他阅读《麦克卢尔》《展望》这些美国杂志，当他了解西方的民主后，发觉对于中世纪式的朝鲜社会和政治制度再也无法忍受。仅仅是几个月的工夫，他实现了从一个传统的东方主义者到一个准西方人的突变。
李承晚的下一步是投身于反对帝制的政治活动。他在教会中学里编辑一份学生报纸，并领导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驱逐日本人，重建一个经过大刀阔斧改革的君主政体。他在一次集会上饱含激情地慷慨陈词，汉城的报纸称他为“激进分子和好斗之士”。傀儡王朝则报以对政治异见分子的镇压，将李承晚投入监狱。朋友们把枪支偷运进监狱，发生了交火，一名警卫腿上受伤。李承晚和一名同伴逃出来了，但很快又被抓了回去。
接着发生的就是折磨与苦难，其残酷程度即使以东方酷刑的严苛标准来看也是无比残忍。李承晚手无寸铁，落在一个堪比中世纪的王朝的一群暴徒手里。据李承晚对他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叙述，他的双臂被丝带紧紧地绑在背后，丝带紧勒入肉。“他两腿之间放着两根棍子，再在膝盖和脚腕处把两腿紧紧捆起来，之后两名警察拧动两根棍子，还把三角形的竹片系在他手指之间，然后一起收紧，以致骨肉都脱落了。”李承晚在地板上四肢摊开，被竹棒抽打直至血肉模糊。在夜间，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记忆和希望都消失了。这种孤独和失去自由的囚禁持续了七个月，典狱长每天只给他打开镣铐五分钟。之后，他就被带去和一个同样参与越狱的同伴一起接受审判。仅仅因为李承晚的手枪没有开过火，他的生命得以保留。那个同伴被判以斩首极刑；李承晚被判以终身监禁，另加竹杖鞭笞100下。一名狱警念其身体虚弱，免除了李承晚的鞭刑。
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些折磨苦难，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李承晚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包括朝鲜战争时期）为朝鲜独立而奋斗的坚强决心。经受酷刑是一种历练，只有挺过来的人才能理解它。李承晚经历的煎熬给他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信念。无论任何人想要解决有关朝鲜的任何问题，无论是什么条件，只要其中没有确保朝鲜的独立，李承晚就不会考虑让步的问题。
总之，李承晚在狱中又被关了六年，尽管生活条件还差强人意。他的美国传教士朋友们常来探望，给他带来书籍，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坚持信奉耶稣基督的理想，对于实现政治自由至关重要。在他的宣言和政治宣传册子里，李承晚哀叹本国人民的自私自利，他们不互相帮助，因为他们并不懂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他认为，政治自由不是通过“法律和规章”，而是通过平民百姓的心灵改变而实现的。
李承晚全盘接受基督教义一事十分重要，原因有几个方面，尽管有些在当时还无关紧要。李承晚有了新的信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工具，上帝的意志将通过他得以贯彻；他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尽管上帝的指引常在手中。半个世纪之后，当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争执时，他们经常会怒斥他就像“基督救世主”，他如此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们的评价基本正确，只是需要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李承晚的使命感并非来自他个人，而是他认为这个使命是上帝所赋予的。
人们是否相信一个人可以真正成为上帝的使徒，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李承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使徒，他在今后一生中都依此来左右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