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史记》讲读

　　司马迁（约前145年至约前89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关于司马迁的生平，主要见于《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中的《司马迁传》。《司马迁传》中附有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即《报任安书》，在这封用血泪写成的信中，司马迁陈述了自己为完成《史记》而在遭受官刑后忍辱活下来的心路历程，成为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理解他思想的*重要的资料。生年采用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提出的“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的观点。王国维认为，“司马迁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此语屡见征引，已成为没有定论的定论。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悲士不遇赋》是其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虽受腐刑却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传世的文章还有《报任安书》和《与挚伯陵书》，尤以《报任安书》*为知名，该文被班固收入《汉书》。　　（一）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是大一统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令后人敬仰的史学巨匠和文学大师，绝非偶然，有其特定的主客观**条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的渊博学识、深邃思想、雄放气魄和悲悯情怀，都与西汉武帝时期的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孕育伟大史学家的汉武盛世是个怎样的时代呢？　　西汉立国之初，接手的是一个饱经战乱创痛的天下。在经历秦末大动荡和楚汉相争之后的汉初社会，经济衰落，人民疲困。《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亦言：“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面对这样的疲敝现实，统治者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初一系列宽缓的政策和措施，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劳役负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汉初的统治者们接受了秦亡的教训，放宽刑罚，使人民从秦的苛法中解放出来，缓和了社会矛盾；废除“挟书律”“妖言令”，更使深受思想桎梏的人们从秦朝的文化专制中解脱出来，使各种思想能在汉初宽松的社会风气中兼容并存。经过七十余年的“无为而治”，整个社会逐渐全面复苏，百姓与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锐意进取，积极有为，西汉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汉武帝时，社会达到空前强盛。“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西汉社会的稳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些都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西汉国家政体为郡国并行，中央集权而不废封建。立国之初不仅大封诸刘，还封了七个在楚汉战争中立有大功的异姓王。诸侯国拥有军队和财政、税收等权力，是国中之国。汉高祖为稳固江山，逐个剪灭异姓王.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加紧钳制和削弱诸侯国势力，实施“推恩令”“左官律”“附益之法”“酎金制”等措施，使诸侯国比例与汉初相比大为减少，彻底地解决了王国割据势力，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到空前强化，为中国全面进入封建专制社会奠定了基础。内朝制的设置与内朝集团的形成，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封建君主专制空前强大。但是，随着诸侯国势力的衰弱，士人游宦诸侯国的战国遗风宣告结束。士人不得不从地方涌向朝廷，生活在大一统的皇权政治格局之下，生死穷达系于皇帝一人之身。　　随着西汉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政策也由汉初的柔和忍让逐渐变得强硬。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受命征伐，四夷臣服，大汉帝国威名远扬，奠定了泱泱大国的地位，实现了空前的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今天中华的版图疆域；西汉是汉朝疆域*大的时期，北极漠北，西逾葱岭，东到朝鲜，南到大海。西汉版图的扩展，使得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但是，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无休止的开边政策，劳民伤财，战争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