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中国史

两条大河与六个文化区 历史离不开故事，故事又离不开人和人活动的空间。 我们讲中国简史，当然离不开中国人和中国的地理。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是演员，而中国的疆域便是舞台。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两者都是不断变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的这幕大戏中，不但演员不断更换，而且舞台也时大时小，演出的内容更是常演常新。 先谈舞台。以历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地理，我们所称“中国”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国家疆域，而是指在不断变动中孕育出中国核心文化的那片大致地理空间，其范围便是亚洲东部的一片广大区域：北到蒙古大漠，南至大海，西到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到太平洋。 整体上看，中国的地理空间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东面和南面为大海所限，西面和北面则有高山阻隔。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内，地形地貌十分多样，有平原有草原，有沙漠有山脉，有湖泊有岛屿，有盆地有丘陵。与多样的地理环境相配合，中华文化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多元文化的形成，*初与中华先民在各地的生活方式不同密切相关。比如，横跨中国北方的蒙古高原地区，那里的先民以放牧为生，他们逐水草而居，一年之内就迁徙多次，他们创造了游牧文化。黄土平原上的先民则以耕种农作物为生，他们吃苦耐劳，安土重迁，他们创造了农耕文化。在东南沿海地区，则生活着渔民，他们靠出海捕鱼为生，他们创造了海洋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后都汇入到了一条文明的大河之中，这条大河就叫做“中华文明”。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共存、谱系丰富的。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的疆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辽阔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博大精深的。疆域的拓展和文化的生发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这两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谈到。 接下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初的中国人来自何方？ 关于人类的起源，有很多假说。其中，“现代人类非洲起源假说”是现代学者*认可的说法。根据这个假说，古代人类大约在二十万年前就在非洲出现了。到五六万年前，古代人类进入到了亚洲。他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迁徙而来：一支经印度洋，从南路进入太平洋的东亚沿海；一支穿过东南亚进入中国西南，然后向北、向东扩散；还有一支经过中东，进入亚洲北部地带。 *初，人类完全靠采集植物的果实和种子为生，所以他们一定要居住在水草丰茂的河流周围。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成了进入中国的先民们*早聚居生活的场所。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北方黄河流域的人们学会了驯养黄牛、围猎和捕捞，生产食物的方式开始变得多元化。这标志着人类已从被动的食物采撷者向主动的食物生产者的转变。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 距今七八千年前，人们在太行山东侧至渤海平原的地带种植了粟（小米），这是中国人*早的农业活动。随后，小米的种植迅速扩散，一直传到今天的日本。与此同时，在南方的长江流域，人们也开始耕种水稻。浙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会凿井、造船，他们还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河水灌溉水稻。这样，农耕文明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展了起来。根据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的说法，到了新石器时期，中华文明已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六大文化区，即：今天内蒙古东部、辽西、河北一带的燕辽文化区，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甘青文化区，今天山东一带的山东文化区，今天河南、山西一带的中原文化区，今天江苏、浙江一带的江浙文化区，今天长江中游一带的长江中游文化区。这六大文化区均有著名的考古文化为之佐证，比如燕辽文化区考古发现了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山东文化区考古发现了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原文化区考古发现了仰韶文化，甘青文化区考古发现了半坡文化，江浙文化区考古发现了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文化区考古发现了屈家岭文化。 更有意思的是，以上六大文化圈之间还彼此交流、互相影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彼此相邻，自是不断交流，互相学习。北方的红山文化在四千多年前也经过张家口的草原通道，进入到了山西的汾河谷地，与关中的仰韶文化相汇合。六大文化区的各自发展及相互聚合，形成了巨大的发展能量，*终促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商周“三代”文明。 延伸阅读：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先民怎样生活 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他们是古代猿人，生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期。所谓旧石器就是指打制石器，基本类型只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几种。那时的猿人刚刚学会直立行走和使用火，利用石头制造工具的技能还比较低。 到了新石器时期，人类社会从1.0版本升级到了2.0版本。这次升级的幅度相当大，“现代人类”不但学会了使用磨制石器（即新石器），而且还掌握了耕种技术，开始种植小米和水稻，自己生产粮食。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农业村落，人们开始以群居的方式结成更大的生产、生活共同体。他们有了分工，学会了建筑城墙和房屋，学会了酿酒，也有了祭祀仪式。当然，这时部落中出现了贵贱之别，有了享受荣华富贵的统治阶层和受苦受难的普通百姓。 位于东北的红山文化显示，当时已有大型的酋长墓葬和祭坛，还有女神庙。红山文化的标志文物是一个巨大的玉龙，这说明当时已经能雕刻极为精美的玉器，而能享用高级墓葬和精美玉器的，无疑是部落中的统治阶层。 南方也一样，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有祭坛、墓葬和玉器。只不过，它的代表性玉器不是玉龙，而是玉琮。制造玉琮的技术更为不易——它不仅要求工匠能精准地切割大块玉石，还要将其加工成外方内圆的筒状物，玉琮之上还要雕刻精美的花纹。 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村落规模相当庞大，墓葬内容非常丰富。*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陶器。陶器之中，除了一般的家用陶器之外，还有以高火候焙烧出的黑陶。黑陶做工精湛，薄如蛋壳，制作工艺远远超过一般的新石器水平，有些黑陶之上还刻有文字。这些足以表明，大汶口文化已经相当高级了。 观点提炼：农业革命催生了社会升级 人类的历史相当漫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是其中比较短暂的一段而已。 人类在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里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到了大约1万年前才发生了农业革命——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从采集、狩猎转向了耕种和饲养家禽。这是一次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革命。农业革命让食物总量迅速增加，并出现了财产剩余。农业革命也让原始人的部落出现了更复杂的组织形态，有了社会分工，有了阶层分化，有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和文化的极大繁荣。 当然，人类也为农业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就说：“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了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大的一桩骗局。”他还说：“农业革命的真正本质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态活下去。” 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固然是一家之言，且有比较充足的理由。可是，就历史发展的全貌而言，农业革命的意义依然十分巨大。举凡人类文明的各大发源地，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化的佼佼者，无不是因为这些地区较早地进入到了农业革命的阶段。而且，也只有在发生了农业革命之后，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才出现了升级。 世界上*早进入到农业革命的地区是两河流域。位于今天中东地区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自西向东流淌，两河的下游形成冲积平原。这里的古人在距今1万年前就驯养了猪和羊，约9000年前，他们种植了麦类，包括大麦、小麦、燕麦、黑麦。可以说，两河流域耕种农作物和驯养家禽的历史比中国早了1000到2000年。不过，中国人*早耕种的农作物是粟，驯养的家畜是牛，迥然不同于两河流域。可见，两个古老的文明是各自独立地发生了“农业革命”，不存在相互学习、借鉴的关系。 距今5000多年前，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沼泽地带，诞生了欧贝德文化。欧贝德文化由一个中心村落及若干聚落群构成，这可说是人类城市经济的序幕。当时的人们学会了建筑城墙，城中还有集市。他们还掌握了天文历算知识，会使用计量工具，也有了神庙。这些都说明，两河流域的人们在距今5000年左右已经发展为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这样的复杂社会，有人群的大量聚集，有社会分工，有祭祀，有层级，与中国同时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发展情形大体相同。 人类在靠采集、狩猎为生的250万年里，生活状态和精神活动都极其简单，且几乎一成不变。可是，进入农业革命之后，人类在几千年的时间内就创造出了诸多的新石器文化。这样的进步，不可谓不迅速。 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就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农业革命是一次加速度，它几千年创造的文明成果超过了此前的250万年；工业革命也是一次加速度，它200多年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了此前的2000多年；以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信息化革命更是一次加速度，它让人们的生活在几十年乃至几年之间就能发生重大的升级。我记得三十年前人们还用发电报的方式传递重要信息，而就在三四年之前，人们几乎都学会了使用微信交流。与发电报的昂贵、笨拙与不便相比，微信完全可说是科技进步赐给人们的一份大礼。 历史是有光芒的，它的光芒从遥远的古代发出，直接照亮了现实，并让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