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年谱长编

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病革，從西苑抬回大內，午時崩於乾清官，終年六十歲，廟號世宗。急召裕王朱載垕入主喪事，頒發世宗遣詔。遺詔是首輔徐階夜邀門生翰林院學士張居正商議秘密起草的，把同列李春芳、郭朴、高拱均排斥在外，又把年已三十即將登極的裕王朱載重排斥在外。王世貞言：“時門人張居正為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草上，報可。”①徐階排斥其他閣臣的專橫之舉激化了內閣矛盾，為隆慶政治製造了新的混亂。對此，徐階要負主要責任。
　　世宗遣詔除肯定皇太子裕王“可即皇帝位”外，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嘉靖帝自責罪己，言：“祗綠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祀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逹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啟朕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疾病，補过無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在此之前，明代其他諸帝遺詔大多為套語，“自責”語氣不太强烈。比較而言，世宗遣詔“自責”明顯，是其鮮明特點。二是處置遺留的人和事，言：“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恤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後，對裕王寄予希望，對大臣予以開脫：“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兼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天下，咸使聞之。”②
　　世宗遺詔頒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惘惘若失，而（郭）朴尤椎，時語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③。世皇“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高拱）謂語太峻，與安陽公（郭朴）人室對食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為之，而皆為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视方略，而盡為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①圍繞世宗遣詔問題，高拱與徐階的矛盾公開化了。
　　高拱提出在程式上世宗遺詔是“假託詔旨”：一是没有得到嘉靖崩逝之前的首肯；二是没有得到皇位合法繼承人裕王的授意或參與；三是徐階獨斷專行，暗箱操作，把同僚一概排斥在外，自食“同眾則公”的諾言。在內容上，世宗遺詔是“欺謗先帝”：一是遺詔實質上是嘉靖死後追悔過錯、引咎自責的“罪己詔”；二是全盤否定嘉靖功業，盡反先政，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起用陞官，死者恤錄蔭子；三是徐階為自己開脫在先朝應負之責。遣詔*後說：“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所謂“將順匡救”，語出《孝經》，原文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其意是臣子侍奉君主，如“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如“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②。徐階在先朝并未盡到“匡救”之責，對嘉靖過惡不僅没有“正而止之”，反而“順而行之“。正如直臣楊繼盛所說：徐“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③。以嘉靖罪己為基調的遺詔頒布後，雖然能得到先朝得罪諸臣的“舉手相賀”，但也勢必会遭到同列“惘惘若失”的不滿和譴責。如郭朴說：“徐公謗先帝，可斬也。”這話未免過激，而“謗先帝”則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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