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研究-文化与表演.导演与明星.改编与文本研究-5

　　《电影研究5：文化与表演导演与明星改编与文本研究》：　　三、表演的语境与潜文本　　（一）表演的语境：田汉、李安、王力宏　　《毕业歌》和《天涯歌女》，对电影《色·戒》中如此重要的这两首歌，其歌词都是田汉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它们成为30年代流行歌曲与21世纪电影之间令人信服的联结，也为重新审视张爱玲在“冷战”语境下对革命话语的讽刺立场提供了线索。1《毕业歌》源自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摄于1934年的**部影片《桃李劫》，而《天涯歌女》则是《马路天使》主题歌之一，这部电影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之时公映。　　影片《色·戒》中学生们在邝裕民指挥下在雨中高唱的《毕业歌》，必须在《桃李劫》电影的语境中被理解。国产“三友”录音设备在1933年的发展，电通影业公司在1934-1935年间占领流行电影市场的异军突起，都与变革时期电影歌曲的流行性有很大关联。《毕业歌》由首部电通公司的电影《桃李劫》推广开来，也出现在田汉和聂耳实验性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的舞台上。　　这两首在上述“雨中曲”和“居酒屋的表演”的戏剧场景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歌曲，其作词人田汉在1932年加入共产党前正经历着一个“自我批判”期。他是苏联之友协会音乐小组的首要人物，该协会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田汉自己在1933年早期发起的统一战线组织。田汉、任光、安娥和聂耳都属于这一组织的初始成员。任光，一个受过法国教育的作曲家，在当时是*重要的音乐巨擘Pathe-EMI上海办事处的音乐主任。住在法租界中心的西式公馆中，配备有一架钢琴和优质的无线电收音机，任光不仅为音乐小组提供了聚会场所，还为他们与苏联音乐的直接联系以及通过短波广播与更广阔世界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现在舞台已搭好，只等成员们自由发挥他们在创作流行歌曲方面的影响力了。　　田汉对上海电影产业和流行音乐景观的持续而紧密的介入，凸显了解读抗战时期政治艺术和政治活动时从潜藏的电影语言和声音角度切人的重要性。作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戏剧家和政治活动家（且刚加入共产党不久），他创作了很多优美的、古典风格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作为歌词，通过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大众喜爱的爱情歌曲和爱国歌曲而为百姓所熟知。在田汉于战争和民族救亡环境下的中国抒情诗革新中，他发现了表达同时代人有关爱情和爱国情绪的*佳思路，即将其中的主人公同时表现为多情恋人和民族英雄。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李安导演的父母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南部，而他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并在紧密控制的政治和家庭氛围下成长。尽管他和80年代末解严之前的专制的国民党政府有着爱恨交织的关系，他始终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家乡，即使是在成为美国公民之后也是如此。基于此，我们或许会认为李安对20世纪民族主义和革命话语的认识会相当不友好。然而，从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来看，他对革命政治的处理却是惊人的人性化，甚至充满了爱意，常常把张爱玲的愤世嫉俗给予解构。尤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及其青春冲动的极富同情心的描摹，并没有因为电影后来呈现的现实政治的无情与黑暗而被遮蔽。　　李安在台湾地区和美国接受了舞台表演、导演、电影制作的教育，他对表演的清晰质感的迷恋*终战胜了他对政治历史不透明性的考察。就像他的女主角王佳芝，他对表演入迷，并成为表演的“伥／娼”，既是“为虎作伥”的伥，又是卖身为“娼妓”的娼。1相应地，尽管他的电影本身是政治性的，却具有引诱观众远离政治，进入表演世界的不可思议的魔力。中国大陆的评论家们激烈地批评他为“卖国”意识和行为辩护。2尽管如此，基于《色·戒》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流行歌曲在“雨中曲”和“居酒屋”两场戏剧性表演中的凸显，李安似乎太着迷于流行歌曲中植入的爱国情怀，太沉溺于其间饱含的政治性，以至于无法将其抽离出《色·戒》的电影空间。　　更重要的是，李安选中了出生于美国的创作型歌手王力宏来出演英俊的爱国学生领袖邝裕民（女主角王佳芝*初心动的对象）。王力宏的父母在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24岁时，王力宏在作为台湾地区华语流行歌星取得事业腾飞之后，重新演绎了一首流行歌曲《龙的传人》。然而，王力宏的经历与李安电影中充斥的抗日情怀仅有细微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