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古代丝绸之路与技术知识传播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特色鲜明的传统科学与技术，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探索自然和发展生产，以及卫生医药的实践活动中，中国的先民发展出自己“究天地万物”的策略和行为处世哲学，积累了大量的行之有效经验知识，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古人擅长从整体观的角度去认知世界，注重各种学问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发展和未来。《大学》中提出“格物致知”获取相关知识，*终服务于“治国平天下”，是这种特色的具体体现。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府对整理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进步。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但组建了科技史研究机构，高校还涌现了一批科技史系。这支生机勃勃的学术队伍，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技术发明，抑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乃至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方面，他们沿用传统的史学方法，同时借鉴外国科技史学者的手段，通过爬梳钩沉古代的各类史料和考古资料，以及各种文物图像，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参照系，进行文献整理、解读、考证和分析。一方面整理古代的科学技术遗产，为今天科技发展的社会提供资料和借鉴，一方面构建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学科史。一时间，上庠名宿，颇有着力于其兴发者。陈桢对金鱼的出现和品种的形成；裴鉴等对传统中药的研究，竺可桢等对历史时期的物候和气候研究，席泽宗对古新星、超新星的研究，王振铎及其弟子等在古代发明和青铜编钟的复原研究等可谓蜚声中外。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史界举全国之力，组织了上百位专家，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写了体现学界水平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对前一阶段的研究做了很好的总结，而且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中外学术交流的迅速提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和西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近年来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往那种“绍述前贤”的成就史和多少有些割裂固有学术脉络、比较初步的学科史和知识积累史的研究，已逐渐地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史学讲究“取法先哲，不忘创新”。目前亟須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学科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继承严谨求真的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提出研究新纲领和学术新问题，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层面，研究中国科技史。摒除蹈袭依傍、拾人牙慧，要依靠新思想提出新观点，做出有创意的专题研究，探讨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更深刻地阐释科技与文明的进步关系，提高本学科的显示度。 “十二五”时期，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遵循上述学术理念，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选取一批学术问题，虽然表面上看学科差别比较大，涵盖的范围很广，但都着力于阐述科学技术的知识如何产生和发展，传播的方式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提供科技研究、引进得失的典型范例、经验教训，以及众多科学家从事科研所用的方法和**的素质等等，以开创交相映发、融会贯通的新局面。经过大家数年来的努力，*终完成了这十多本的《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研究丛书》，希望它们能从新的视角给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和新的启迪，为后人提供借鉴，为协调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既有对以前探索较少的考古天文学和数学早期源流的探索，也有对栽培作物起源和传播的系统考察，以及相关农业技术传播的考据；既有传统青铜技术的细致考源，也有对近代西学东渐的探究。不仅有对社会文化与科技互动的审视，也有许多实地和实物的考察，研究无疑比以前有新的视角和较大的深化。希望读者能看到一些视野更加宽阔的研究和突破。 学术有赖踵事增华，事业要靠薪火相传。我们深知目前的研究还有较浓的自由探索特色，研究队伍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探索的领域不够全面。疏漏和谬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今后我们将开展更多的新专题研究，进行更全面深入而有意义的探索。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以若干案例入手，讨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技术知识存在与传播的状况。所谓“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这一名词，*初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的，含义为沟通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通道。随着学术资料的丰富和学术观点的演进，目前这个术语所代指的内涵与外延早已大幅扩充。简单地说，它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所处的欧亚非世界的诸多文明元素相互交流、融合、互动的庞大网络的代名词之一。在诸多文明元素中，科技知识的交流对古代社会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并成为现代相关民族与国家不断引述的文化资源。中国作为古代世界的制造大国，发明新技术和在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技术基础上加以创新，进而输出创新并影响世界其他地区文明进程的事例屡见不鲜。但在丝绸之路史研究领域，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极为薄弱，取得的成果与政治、军事、宗教、语言等其他门类很难相称。近年来随着国家战略带来的巨大研究机遇，学者们获得的国际合作机会、新史料、新观点层出不穷，这为此课题取得突破带来契机。同时，这也体现了以中国本国内部古代科技史为论述出发点的研究范式的转变。 从事中国古代技术史研究的前辈学者，穷罗史料，筚路蓝缕，使后代学者得以在巨人肩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里，具有科学技术学科训练背景的学者（其中不少学者本人即是颇有成就的科学家）在中国古代技术史的书写中，发掘古代史料，寻找各类在中国起源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明创造，成为中国科技史领域*突出的一种研究倾向。201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是在这种研究取向下出现的*新的叙述。不过其编写也吸收了许多欧美学者的观点，在筛选中也尽量做到去除不实传说和价值判断。这种研究倾向的出现部分缘于近代中国落后于人，技术史家具有通过证明古代中国不仅在伦理方面，在科学技术方面较世界其他文明也并不落后甚至遥遥领先来振奋民族精神的自觉。另一方面，老一辈学者孜孜于整理、考索文献方面，所得出结论又绝非单纯出于爱国热忱。正如季羡林先生在《糖史》中所说：“这与狭隘的爱国主义无关，他们是在研究科学，这是他们的科学信念”，严肃求实的科学态度与细致缜密的文献考证，也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