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全面小康:襄阳市文化小康建设研究

　　《走向全面小康：襄阳市文化小康建设研究》：　　一、人的依赖关系与以文治理　　美国汉学大家费正清对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古老而又*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社会习俗就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也是人们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生产活动、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方面广泛的行为规范。它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物质生活、科学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个性特征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社会习俗体现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同时这种文化观念要通过教化等方式进入人的内心，转换为人的自觉行为，即以文化人。传统中国正是依靠文化进行治理。　　传统中国依靠文化进行治理的社会基础是“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社会形态加以分类，在他看来，“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传统中国处于自然经济时期，人们“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生产生活，并形成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每个人都以一个具体的角色存在，要么是父，要么是子，要么是夫，要么是妻，要么是亲，要么是友，相互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生产生活就难以存续。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传统中国社会称为“关系社会”。　　“人的依赖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也需要主体加以维系，其方式就是通过反映一定文化理念的规范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中的双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为臣的，要忠于职守，为君的，要以礼给臣子相应的待遇；为父的，要慈祥，为子的，要孝顺；为夫的，要主外，为妇的，要主内；为兄的，要照顾兄弟，为弟的，要敬重兄长；为友的，要讲信义。传统中国正是依靠以人伦为中心的文化体系进行国家治理。　　在传统中国，为何以文治理能够取得巨大成效？　　其一是以文治理的内生性，即人伦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生自发形成的，内生于人们的需求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礼义廉耻等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否则正常的生产生活就难以维系。费正清对比美国依靠契约、中国依靠习俗进行个人约束时指出，“尊卑制（与我们那种由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相反）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正是这种对等关系使得人们愿意按照人伦习俗行事。　　其二是以文治理的民间性，即每个人都能直接感受和体验到以文治理，不是官方所建构和强制的。作为人伦的理论体现的儒家经典，*初来自实际生活，尽管后来成为统治思想，但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种乡土化的理论。每个人时时处处都能够感受和体验它的存在，并构成其行为依据。这种民间性的习俗不需要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加以输入，更主要依靠社会内在的力量加以约束。　　其三是以文治理的生活性，即人们通过日常生活理解，人一出生就开始从日常生活中接受规训，并贯穿于一生的活动之中。人伦文化通过代际传递变为每个人的行为职责。“子不教，父之过。”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既要遵守人伦规范，同时也要教化他人。如“食不言，寝不语”，“三思而后行”。人们时时处处都受到相应的规范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