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谱馆撷萃-黄殿祺艺文辑

《丹谱馆撷萃：黄殿祺艺文辑》：
　　张彭春与“南开”的教育
　　我国教育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教育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提出的“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然而，这一教育理念早在七、八十年前的“南开”的办学实践中已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校长张伯苓先生曾说：“南开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他还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支持并鼓励学生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团体，培养学生们各方面的素质。他认为学生“不但是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到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其实，张伯苓先生的许多教育思想*好的诠释者和执行者是张彭春，他是张伯苓校长的胞弟，南开学校另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俩相差十多岁。对张彭春来说，张伯苓可说是亦师亦兄。兄长张伯苓创办敬业中学（南开学校前身），张彭春是首届学生；1910年，张伯苓送张彭春赴美留学；1916年，张彭春在美国先后荣获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后返回南开任教并指导南开新剧团的活动；1917年，张伯苓校长到欧洲考察进修教育，又委托张彭春主持南开校务，并且在其后二十年间彭春协助兄长办教育、推动南开新剧团及北方戏剧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可用“兄唱弟随”来形容。
　　在南开学校，学生们眼中的张彭春是以南开戏剧活动的核心人物为主要身份，称其为“张九爷”，他在戏剧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能由于张彭春在南开任职任教总是断断续续，中间穿插到国外从事教育考察研修、艺术（中国戏曲）交流推广及外交工作，所以他在南开教育方面的建树往往被人忽略。他在办学方向、课程设置、教与学的关系，教育与现代化等诸多方面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是超前的，即使是在今天，有些教育理论对当今的教育界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彭春先生当年虽未明确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但对这一问题阐述得比较直接。他在一次学校教职员工全体大会上讲演时，通过杜撰一位应聘教师“甲先生”与教务主任之间有关应聘事宜对话的小故事生动地阐述出“先生究竟要教什么”的问题，通过“甲”先生之嘴说出：“我来不愿教学科，我要来教学生；我来不愿教’班‘，我来要教张某、李某的个人；我来不愿教统计算出来的平均数，我来要教那千变万化的活人。”在另一次有关“教”与“学”关系的演讲中，张彭春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者对整个的学生负责，辅助学生生活的变化。”主张打破传统的班的概念，建立一种由“先生三、四人，学生十余人”的“校务会议”的学习组织，学生与先生平等交流，这又有些现今所谓“研究性学习”的味道。他把自己对学校学科、训练及组织等方面的改革设想讲给学生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恰巧记录下他这次演讲内容的正是他的一个叫万家宝的学生，就是后来创作出惊世骇俗的《雷雨》的曹禺。万家宝（曹禺）记录下的张彭春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教”“学”间的空气与“教”“学”的组织》。在这次演讲中，张彭春把这种教学改革所将遇到的困难传达给同学们，希望大家与学校一起克服困难，鼓励大家一起努力。他这种鼓励学生们参与学校的事务的做法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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