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抗战将领

　　《陕西抗战记忆丛书：陕西抗战将领》：　　1928年年初，杨虎城赴日考察，临行斟酌再三，决定将军务委托孙蔚如，认为孙“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孙蔚如果然不辱使命，把军队带得有声有色。直至1930年中原大战，孙蔚如追随杨虎城师长加入国民革命军，开始独当一面。中原大战正酣之际，奉令任南阳守备司令，以确保前方补给和后方安全。1931年11月，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进军甘肃，激战而胜，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宣慰使，兼领军民两政。时而守土，时而攻地，竟也是进退自如。唯政务一职，难得长久，旋即卸去，专职军事。以当时之抗日局面看，战场仍是他可以放开手脚的地方，这个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子，反倒令人颇感困顿。　　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令孙蔚如想起了老师长——抗战爆发前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同是陕西人，自是对家乡有一份“造福地方”的殷切深意。杨虎城将军是他的老上级，也是前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担任第十七路军下属第三十八军军长的孙蔚如就率部开往陕南，准备配合四川军阀围攻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不过，这么多年来左突右进的军阀乱战，看着跟随自己的兄弟们纷纷殒命，令他心生厌倦，去汉中途经留坝县张良庙时，就曾赋长诗抒怀：“村舍皆丘墟，陇亩失东西……止戈以为武，赤手拯灾黎……英雄事割据，儿子亦古今。”忧国忧民反对内战之情溢于言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以来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冲突的红军，远不像之前的军阀那样混乱散漫。孙蔚如有些踌躇。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少校参谋武志平主动找上了他。　　武志平（1901—1991），北京通县人，时任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少校参谋，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3月，西安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右民、宋绮云向武志平传达中央“特科”的指示：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虎城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并设法开辟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在汉中三十八军司令部，武志平与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次长谈。考虑再三，孙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由南郑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大通江北岸的苦草坝，首先见到了傅钟。武志平撕开薄棉袄的衬里，从里面抽出一条白绸缎，系军长孙蔚如的绢书，上面写着：“现外患日亟，大敌当前，炎黄子孙，以民族生存为重，抗日救国，人同此心，义之所在。我军赞成贵军《一月宣言》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主张，特派武某前来磋商。”为表示诚意，孙蔚如让武志平将一整套四川北部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信器材、医药器械等，交给红四方面军负责人。　　《一月宣言》是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宣布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武志平参与了谈判。1933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与孙蔚如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有：**，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四方面军设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第四，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　　1935年2月合作曾一度停顿。到1936年年初，已经晋升陆军中将的孙蔚如所部第三十八军调驻陕北（军部驻三原），孙蔚如一面执行军令，一面仍希望待机参与抗日。遂于8月间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孙作宾到陕北保安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表达“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意愿。毛泽东次月复函赞同双方合作，提议“自即日起，双方都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交通，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