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与现代社会

　　《新儒学与现代社会》：　　第二节 新儒学的兴起与流变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佛、道思想，以“性与天道”为论说中心话题，是哲学化的儒学。　　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在宋、元、明时期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宋、元、明近七百年（公元11世纪至17世纪）的历史过程里，理学思潮开转启合，高潮迭起，在其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的支配下，也在各种外缘力量的作用下，曾出现几次重大的嬗变，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儒家思想自秦朝之后起伏不定，由盛而衰，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封建统治学说，是由于它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说，把儒家学说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这是一种必然的时代的选择，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恐怕就很难有别的选择，中国古代社会的必然历史取向就是选择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思想。因此，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但是，儒学要想重新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必须经历一场自身的改造更新运动，以增强其与佛道思想的抗衡力量。儒学的改造更新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变迁运动。它的实质就是要消化外来的异质文化，重振儒学，恢复它作为统治思想的独尊地位。因此，儒学的改造更新，关键在于亟须强化其统摄人心的作用。稍具体点说，就是把儒家本来日用伦常的“心”“性”“理”“道”等范畴拔高和升华，赋予其宇宙论、本体论的意义，并立足“此岸”，以“超越”而不离世的方式，对佛道两家所提出的各种涉及人生“终极关怀”的宗教和哲学问题，作出新的、儒学化的回答与再解释。这是一种新的思想形态，它不同于先秦以来的儒学形态，但却又保持了传统儒学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理学名之为“新儒学”也未尝不可。　　北宋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发展演变的**个大的发展阶段，约崛起于宋仁宗的庆历年间，由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开其端，逐渐形成了一股否定汉唐笺注经学，批判魏晋隋唐以来盛行不衰的佛、道二教，排斥六朝以来四六骈文，极力主张复兴儒学的思想潮流。到宋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这一思潮达到了高峰，涌现出了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王安石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探讨“天地万物之源”“道德性命之本”以及“天人之际”等哲学根本问题；他们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尤其重视发掘儒经中《易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重新恢复了儒学的权威，以对抗佛、道的思想学说；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吸收整合了佛、道二教的学说，使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北宋的理学思潮，除了具有宋明理学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有其不同于以后诸阶段的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点：一是思想解放，二是创新开拓，三是“内圣”与“外王”并重。　　南宋时期是又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中，理学方面的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十分重要的理学大家。理学内部的诸多派别于此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理学之外的其他学派也与之争奇斗艳。理学家之间的讨论、争辩，理学家与功利学派思想家之间的争论、辩难等，呈现出一派颇为热闹的景象。而由北宋时期出现的许多理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在这一时期逐步开始走向深刻和邃密。到南宋的中后期，理学的主流派正式形成。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在经历了长期被压制的磨难以后，*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逐步开始向官方哲学的方向发展。　　元朝理学的基本特征，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元朝理学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而又有所发展，而所谓的发展，实际上是以陆九渊的“心学”去补充朱熹学术思想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