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丛》第二十六辑

　　《唐史论丛（第26辑）》：　　三、贫苦的单亲老爸？　　如果我们完全不理会诗中的历史背景，单单从纯文学的立场来读这首《送杨氏女》，我们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首诗中的父亲，好像一个单亲老爸，妻子死了，家境清苦，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长大，有些辛酸。但他很有慈爱心，长女出嫁远行时，终日“戚戚”然。诗中完全没有提到婚礼细节，没有提到有什么宾客的到来，也没有任何嫁女欢乐的场面和气氛，一切好像非常简陋，没有宾客，没有宴集，甚至也见不到新郎的出现。诗一开始就马上跳到“女子今有行，大江诉轻舟，‘这样悲伤的离别场景：一个中年贫苦的父亲，似乎没有任何亲友的陪伴，在清晨独自送他出嫁的女儿（”别离在今晨“），上了一艘”轻舟“，去嫁给远在江上游的某个男子。男子似乎没有前来迎娶女子，而是在江上头等着她。”轻舟“两字，暗示这艘船很小，很单薄，没有搭载亲人、日用品或嫁妆。”泝“字表示逆流而上，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暗喻这女子的命运多舛。送走女儿后，这位单亲爸爸回到家里，见到幼女在哭泣，自己也不禁”零泪缘缨流“。然后，他才提笔写下这首诗，送给女儿。　　但真正的历史场景，应当不像诗中所写得如此悲伤凄凉，应当有它欢乐、热闹的一面，只是诗人不写，没有呈现。　　前面提过，韦应物的妻子元苹，死于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她死后，韦应物为她写过十多首悼亡诗，并亲自为她撰写墓志，表达了他对亡妻的深情思念。他在墓志中写道：“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韦应物后来没有再娶（但不排除他跟许多唐代士人一样，也曾纳妾），名份上他可以说是“单亲爸爸”，但他应当跟现代的许多单亲爸爸很不一样。我们从《太平广记》中的大量记载，可以知道唐代士人家庭往往会有不少奴仆小青衣之类的侍婢。韦应物身为滁州刺史，应当不需要他去亲自为两个女儿烧饭、洗衣、洗澡，为这些生活琐事操劳，自有奴婢去做。他只需在一旁监管即可。《送杨氏女》诗中有一句“幼为长所育”，下有自注说：“幼女为杨氏所抚育。”现代读者读了恐怕会以为，韦应物家里很穷，妻子死了，家中无人手，长女要负责“抚育”幼女，也就是帮幼女烧饭、洗衣、洗澡之类。事实上，这些事恐怕也都由韦家中的奴婢去做。所谓“抚育”，只是名义上的照顾。母亲不在了，长女代母职，陪陪幼女说说故事，给她一点亲情温暖之类的罢了。　　问题的核心，在于韦应物当滁州刺史，是否“贫穷”？韦诗中常见“家贫”“贫约”“贫俭”等词。这给后人一个印象，好像他做官收入不佳，很穷。其实，这些恐怕都是他的“谦词”，不可信以为真。事实上，韦应物一生做官十三任，全都是美官，不是上等州县的好官，就是京城人人称羡的郎官。这些官的月俸钱都很可观，他不应当贫穷。以滁州来说，这是个上州。上州刺史的月俸钱为八万文，而且他还会有陈寅恪所说，“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类似现在的所谓’‘灰色收入“）。上州刺史在唐代是高收入的，他绝对可以过很舒适的高质量生活，并且可以拥有不少奴婢一类的仆人，照料他和两个女儿的日常生活起居。唐代奴婢是身份非常低下的一群，是贱价的，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连落魄的读书人都会有书童一类的仆人可以使唤。　　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启》中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为朱马，缊作由袍，其于妻儿，固宜穷饿。是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湖州跟滁州一样，也是个上州。杜牧任湖州刺史时，月俸也是八万文，但他竟可以养活“四十口”的“家累”，且“一家骨肉，四处皆泰”，说得好不羡煞人。事实上，杜牧在湖州只做了一年的刺史，第二年就回返长安。他的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透露：“上五年（指大中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意思是，杜牧从湖州（吴兴）回到长安，以考功郎中的身份兼知制诰，却花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在长安城南知名的风景区樊川，盖起别墅来了。这意味着，上州刺史是个肥缺，可以积存不少俸钱。韦应物的时代，只比杜牧早了大约60年。韦应物任滁州刺史，不应当贫穷，处境应当跟杜牧类似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