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在长安

　　《遣唐使在长安》：　　遣唐使在日本史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的正史记载中却只有寥寥数语；在日本的历史记载里，整个唐代时期前后十九次遣唐计划中如此一大批的遣唐使，姓氏有幸被记录下来的，也只有少数几人。当然，在这十九次遣唐使里，有几次是没有成行的。至于遣唐使及留学生们在长安时都做了些什么，现存的书面历史资料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　　2004年在古都西安发现的那块墓志铭，墓主的名字叫作井真成。他年纪轻轻即离乡背井来到长安，却在三十六岁那年死去，没来得及搭上归乡的船舶而长眠于长安。我读着他的墓志铭，为中日历史上没有此人的相关记载而感伤。一位日本遣唐使客死于长安，毕生不能归乡的事实，开启了我的想象……　　公元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元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人唐，史上有名的几位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及学问僧玄防等，后两位在归国后，由于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卓越的成就而被记录了下来。吉备真备后来成为日本的右大臣，是有名的学者及政治家。玄肪回到日本后，据说成了破戒僧，这一点还有待考证，当然也不能在此讨论。至于阿倍仲麻吕，则一生滞留于大唐。当他还是个十六岁的青年时，就怀着入唐的梦想来到长安，我想他一定没有想到，离开故土后再也没能踏上故年），日本派出的遣隋使则具有政治目的和文化使命，而随之派出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则是日本直接向中国全面汲取文明的开始，也是之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圣德太子对中国的向往　　圣德太子生于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日本敏达天皇三年），其父母是用明天皇和穴穗部间人皇女，其祖母坚盐媛积极推崇佛教，是同“渡来人”（考古学家把古代日本从中国或朝鲜半岛迁移到日本的人口及其后裔称为“渡来人”，或称“归化人”）有密切关系的苏我氏出身，她膝下有用明天皇和推古天皇。公元593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元年）推古天皇即位后，圣德太子被立为太子，并摄政参与朝廷政事。　　圣德太子原名厩户皇子。据说，其母穴穗部间人在宫中巡视，走到马厩时，突然要分娩，圣德太子因而得此奇名。不过，有日本学者指出，因当时中国盛行景教（基督教的一派），受其影响，太子也按照基督诞生的故事而命名。　　关于圣德太子的传奇故事很多。如有人说他在诞生时面向东方，口中念念有词，连呼“南无阿弥陀佛”，还有人说他一个人能同时听取数人的诉讼等。　　这些故事在日本几乎妇孺皆知，但这无疑也是后人为了美化圣德太子而虚构的。历史上的圣德太子确实功绩卓著，在日本国家雏形及日本人精神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苏我氏同物部氏围绕着是否接受佛教理论的论战中，圣德太子义无反顾地站在苏我氏一方，积极倡导接受来自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他在斑鸠等地修建佛寺，潜心钻研来自中国的儒学、佛学理论，从而奠定了古代日本的治国理论基础。　　随着不断引进中国的先进技术，日本本土的生产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地方豪族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开始与大和朝廷分庭抗礼。与此同时，地方豪族围绕着王位继承的权力斗争也在不断激化，甚至发展到了武装暴乱。这些都直接威胁着大和政权的统治地位，早日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圣德太子先后在公元603年（隋文帝仁寿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一年）、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可见其中的重视君臣、长幼等秩序的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深刻影响。　　《冠位十二阶》制度，是将朝中官吏的冠位按照“德”“仁”“礼”“信”“义”“智”等来分高下，组成十二阶位，又以紫、青、赤、黄、白、黑等不同颜色制定冠冕，表示其阶位的尊卑。这一制度与过去世袭的氏族“姓”不同，而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功绩授予冠位的。同时，还视贡献大小予以升迁。新的冠位的确立，打破了因出身门第而世代独揽政权的弊端，从而向中央集权体制迈出了可喜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