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 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新文学的开端的人，他们在一百年前的今天用两篇文章启动了现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巨大变革，其中一个是1879年出生，一个是1891年出生，也就是说，一个是70后，一个是90后。包括后来的鲁迅、茅盾、郁达夫这些人，都是80后和90后。当初，他们这一代人做事情的时候，都非常年轻，就是今天意义上的80后、90后。

※ 在“五四”那个时代，觉得现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识。但张爱玲不这么觉得。她并不觉得从法国回来弹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后来胡兰成和她谈起《战争与和平》与《金瓶梅》哪个好？张爱玲说，当然《金瓶梅》好。

※ 大部分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父亲，都在这些作家未成年时去世了。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包含某种规律性。比如鲁迅的父亲大概是他十来岁去世的；郁达夫的父亲是在他两三岁时去世的；老舍的父亲*惨，他守在北京的城墙上，被八国联军打死了，当时老舍不到两岁；茅盾也是，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 还有一个规律性，这些现代作家的启蒙老师大都是母亲。中国现代文学里面说父亲好的极少。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来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比如鲁迅的“鲁”，就是用了母亲的姓。母亲被作家恨的大概只有张爱玲。

※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早、*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

※ 辜鸿铭学问非常好，英文也非常好，可有一个荒唐的观点，张爱玲在《色，戒》里面还引用了：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张爱玲在《色，戒》里还提出了另一个说法：爱情的道路，男人是通过胃，女人是通过阴道。但张爱玲不赞成这个说法。很多人把这句话忘掉了，以为张爱玲是赞成这个说法。爱情道路究竟经过哪里我们不好说，但茶壶茶杯论显然荒唐，鼓吹一男多妻，典型的男权观点，必须批判。

※ 取消婚约就是休妻，等于毁了朱安一生。所以鲁迅必须从日本回来结婚。可他结婚第四天就走了，他们也没有行夫妻之实。有人后来问鲁迅，你的婚姻是什么情况，鲁迅说朱安女士“不是我的妻子，她是我妈妈的媳妇”。说此话时，鲁迅也是半个阿Q。是“自欺欺人”的半个，不是“欺软怕硬 ”的半个。

※ 现代女作家有两类，一类是一夫一妻，婚姻稳定；一类是五彩缤纷的感情，惊心动魄的小说。套用《安娜·卡列尼娜》的**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女作家的幸福家庭也都是一样的幸福：冰心、冯沅君、凌叔华、林徽因……一般都是嫁给学者。冯沅君写的小说《隔绝》，也是“五四”时“娜拉出走”这一类的小说。她的丈夫陆侃如写《中国诗史》，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教授，非常有名。林徽因不为徐志摩的爱情所动，理智地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古建筑学家。她后来从事美术、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就是林徽因参与设计的。

※ 鲁迅不是说过吗，娜拉出走以后，要么回去，要么堕落。回去的故事就是子君，堕落的故事就是陈白露。陈白露故事的开头，很像张爱玲小说《**炉香》的结尾。

※ 《**炉香》的女主人公想知道一个男人爱不爱她，就抬起头来想看他的眼睛，可是他戴着墨镜，她怎么都看不到他的眼睛，只看到墨镜里自己缩小的身影。这个描写多厉害！这是写实的，对着墨镜看，当然看到自己；但实际的意思是：她根本抓不住这个男人的心，只看到自己非常可怜。这种又写实又象征的技巧，非常高。

※ 文学是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泄露作家的内心秘密的——真正的文学，比宣言、日记、情话更能宣泄心底的秘密，包括作家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

※ 茅盾的小说常有很多情色描写，他的小说是所有革命作家作品里*sexy的。我*早读茅盾的小说是当“黄色书”读的。那时下乡，有同学拿了一本书，没有封面，没有底，已经被翻得卷边了，知青们都是废寝忘食地看，因为能借的时间都有限。那时当然还有其他的手抄本，什么《少女的心》之类，但是我印象*深的是这一本，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前后的故事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是茅盾早期的小说《蚀》。

※ 我认识的**位作家是许杰先生。我曾经问他，什么是文学？他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就是文学，因为打破了语言的常规。文学就是对于语言的一种陌生化。如果说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那等于在说另外一棵肯定是别的树，否则就是脑子出问题。

※ 在核电站出事前，有一度，国人去日本旅游，热门景点就是鲁迅在仙台上课的教室。这是非常反讽的：据说鲁迅当初选在仙台学医，就是为了避开国人。没想到，他读书的地方变成今天国人的旅游点。大家去买电饭煲之余，看看鲁迅在仙台读书的地方。

※ *近有一个网络用语，群众前面加了两个字“吃瓜”，把看热闹的旁观的人称为“吃瓜群众”，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网络用语，就有鲁迅精神渗透在里面：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群众大多数的怀疑。

※ “摩登”是“modern”的音译。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翻译。比如“烟士披里纯”。我非常喜欢这翻译。“烟士披里纯”是很流行的一个文学术语，啥意思？“inspiration”，灵感。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要抽烟，披着被子躺在那里，然后就“纯”了。

※ 创造社说，文学不应该救社会，文学就是为艺术，不应该有目的。文学也不应该靠学问，文学就要靠“灵感”。这几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一个是学文学的。郭沫若是学医的，郁达夫是学经济的，成仿吾是学造军火、造大炮的，张资平是学地质学的，他的小说集叫《冲击期化石》。

※ 鸳鸯象征爱情，一男一女。蝴蝶呢？它把花里的花粉到处传播，说得好听是媒婆，说得不好听就是性行业的经纪人。有些东西用科学一讲就很令人惊讶。比如花，我们都觉得很美好，可鲁迅说，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虽然生物学的角度是事实，但作为人类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是一种引诱的礼节。所以，科学跟文学不能越界。

※ 我做过简单的课堂调查，关于精神胜利法，在香港的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认为是普遍人性；在上海、北京的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认为是国民性；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讨论课上，更多学生认为是阶级固化秩序当中的弱者的生存之道。不同国家、地域、语境对阿Q精神的不同理解很有意思，值得思考。

※ 陈丹燕采访过上海的老黄包车夫，你们当初拉人力车是不是被欺负？那些老人说，是被欺负，坐在后面的洋人都不跟我们说话。要右转也不说“turn right”，只拿一个手杖，在我的右肩一敲，我就得往右转，在左肩一敲，我就得往左转。这个故事很有阶级压迫的内容，作家就继续挖掘，那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推翻这些有钱人，然后大家平等，建立新的社会？老车夫说，我当时是真的想，我立下志气，一定要改变命运。那你做什么？我要坐在车上，让别人拉我。这就是阿Q的革命。他的革命不是要平等，而是要享受成果。

※ 看《锵锵三人行》就知道了：梁文道是坐在左边的，他是一个强调平等的人，老是关心弱势群体。我是坐在右边的，是*关心自由价值的，这是个人意愿。窦文涛当然是博爱，他坐在中间，左右兼顾，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所以，我们三个人基本上学习法国大革命的三个精神，也分左右，这是*简单的例子。具体在“五四”时期来讲，革命是“左”，比如陈独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适。

※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大概就是讲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一个男人非常喜欢女主人公，她却喜欢另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对她并不是真心，所以女主人公把他也抛弃了。这不只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故事结构，这也是丁玲一生感情道路的基本结构。甚至也可能是现在很多人的感情道路。

※ 这个故事后面的分量很重，民族、革命、性别，都融合在一起，女性成为一个民族战争的战场，和《色，戒》很像。如果让李安来拍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可能比《色，戒》还好。

※ “五四”之后的话剧发展，简单说，是“一个人 一出戏”。没有这个人，没有这出戏，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戏剧乏善可陈。人，就是曹禺；戏，就是老舍的《茶馆》。

※ 也许香港的读者会比较接受沈从文。香港的新界比较像沈从文描写的理想乡村，到现在还是传丁不传女。岭南大学旁边的乡村，一有大事就插很多三角的狼牙旗，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景象。有一次，我请王蒙来岭南大学演讲，车子开到学校边上，他就问我，这里在拍电影吗？ 我说，不是在拍电影，这旁边就是新界的村庄，他们就是这样，很像中国古代。这在内地是看不到的。

※ 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年轻时一举成名，*早的作品就是一生的代表作，比如郁达夫、张爱玲、曹禺。另外一种作家是劳动模范，写很多，改很多，不断地变化，做很多不同的尝试，比如老舍、沈从文。人们说沈从文的《边城》好，但他在《边城》之前走了不知多少大城小城，转了不知多少圈，才走到这《边城》，而《边城》之后长夜漫漫，又走了很多路。曹禺*好的戏都是二十几岁写的，张爱玲也一样， 她*好的小说也写于二十三四岁。

※ 如果同学们写小说，却不清楚你在表达什么，千万不要把它丢掉。主题思想太明确不一定是好文章。就像做人， 一辈子的目标太明确，未见得是灿烂人生。

※ 有一段时间，张爱玲在中国也变成一个小资消费品，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张爱玲。人们不一定知道沈从文，甚至也不关心鲁迅，却知道张爱玲的格言，如“出名要趁早”。这是典型的只知华美，不知悲凉，或者说不知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