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古代:从都市国家到秦汉帝国

春秋时期的都市国家

大凡都市国家都具有保守和进步的双面性。一方面，保守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它们以从前的氏族制为基础，以祭祀为中心，力图将长久以来的族人结合体维持下去，这样就必然会固守既有的阶级差别。另一方面，都市国家的进步性又十分明显，这种进步性建立在都市国家市民自觉的基础上，他们把氏族制作为过去了的东西加以抛弃，跨越氏族制的旧形骸，以崭新的都市国家新生活为理想，力图建立起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社会。支持前者的是有权势的上层人物，推进后者的是下层的庶民。
周民族具有与罗马相同的氏族制度。罗马是由三百个氏族（Gens）集合起来建立的国家，各个氏族又分为若干个家族（Familia）。因此，罗马的贵族除了个人的名字本名（Praenomen）外，还有表示氏族的名字族名（Nomen）和表示家族的名字姓氏（Cognomen），合起来共有三个名字，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便是如此。一般情况下，男子用个人的名字和家族的名字，女子与此不同，仅用氏族的名字，如普布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Scipio）的妹妹则称科尔内利乌斯（Cornelia）。中国的姓相当于罗马的氏族，氏则相当于罗马的家族。所以，周的贵族也有三个名字，男子通常用个人的名字和氏的名字，女子与此不同，仅称姓。周、鲁、卫等国的君主各以国名为氏，而他们的姓则均为姬。因此，这些国家的女子都称“姬”，此后“姬”就逐渐成为泛称贵族女子的普通名词了。男子与此不同，如鲁僖公叫鲁申，即用了氏和个人的名字，而不称姬姓。同姓之间有不通婚的习惯。如果是姬姓，就要避开姬姓而与姜姓、姞姓等异姓联姻。“姓”这个字本身，以及姬、姜、姞等表示姓的字，多从“女”字旁，曾经有一些人提出这是母系氏族制度的遗风等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无疑是由于女子称姓的缘故。庶民可能是被征服民族的后裔，正与罗马人一样，他们没有姓只有氏。
同姓集会或社交的场所是宗庙，集会的机会是对祖先的祭祀。这种集会是不让异姓参与的，带有很强的封闭性。当然，如果是君主的祭祀，则异姓的臣下也要参加，但他们只能处于末席。当时所用的祭器便是遗留至今的众多青铜器，祭祀的仪式就是“礼”。祭祀的过程中要献上牺牲，取牺牲的血来涂祭器，这便是“釁”。青铜器的表面雕刻着烦琐的饕餮纹、雷纹等装饰纹样，这能使“釁”的效果更加突出。有时则把战争中捕获的俘虏作为牺牲，把他们的血涂在祭器上。想到这里，便觉得青铜器所发出的孔雀翎般的蓝光并不是什么使人舒服的东西。
在这种氛围下举行的同姓集会或社交情景也大致可以想象。为了在集会时不致因席次等问题发生争吵，于是规定了上下的等级，这便是宗法。
除了封闭性的宗庙祭祀社交外，也有开放性的市民社交，这种社交是以市为中心展开的。不用说，市是布满店肆的定的商业区，但它又不仅仅是事务性的买卖场所，同时也是娱乐、赶热闹等市民的社交场所和休憩场所。当然，有关春秋时期市的记载很少，但由于市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后代，战国到汉代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后代市的记载来描述春秋时期的基本情形。战国时燕国的市上，荆轲令友操琴，且歌且泣。可见，市是市民凑集，各显技艺，尽情欢乐的娱乐场所。
市虽然带有很强的庶民性，但当时的贵族阶级并不像后世那样与庶民完全悬隔，依然保留着作为市民的一分子而与市民平等的一面。齐国大臣晏平仲说自家离市近，很方便，这位俭朴的大臣也过着“待市而食”的庶民生活。就是齐国的君主桓公，也曾在窗下与造车的老车匠谈过话，这般浓烈的庶民气息，在后世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以都市为中心、带有古代市民征的开放性生活，一直持续到了汉代。
任何地方都一样，学问首先伴随着祭祀发展起来。祭祀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所谓的“祭事”，当然也包含政治在内。祭祀伴随着，产生了文字，文字也被刻在宗庙的祭器上，而掌管、文字和记录的就是“史”。
的方法，从烧炙龟甲兽骨据其开裂情况判断吉凶，发展到后来成为据蓍草是奇数还是偶数来判断吉凶的筮。信手取来的蓍草，在数数的同时，每两根交叉叠放在一起，排列成“×××”的形状，这种形状就是后来的“爻”字。后剩下的若是偶数便是凶，因此“凶”字作偶数的两根蓍草残留在箱函中的形状。若剩下的是奇数便是吉，“吉”字的上部是“×”和“一”，其义在于“一”，“一”与“壹”同，“壹”的古音读作“吉”。
在学、教、校、黉等有关学问和教育的文字里都含有“爻”字，这是值得注意的。这证实了掌管爻，即掌管卜筮的史，同时也掌管着知识，与之相关的知识传授便是教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學”（学）字，字的上部是“ ”，做双手操爻状，下部是“ ”，做台下有孩子观看状。总起来说就是，孩子看着大人在台上操弄着爻，并向他学习，这便是“學”。若用“见”来代替“子”，则成为“覺”字，也就是记忆的意思。孩子的学习成绩提不高，就从旁用棍棒敲打，这样在“學”字旁加上表示手持棍棒的“攴”，便成“斅”，简化后即成为“教”字。
文字和学问从封闭性的宗庙逐渐走向半开放，在“史”举办的私塾里面向大众。在有着屋顶“亠”的木构建筑物里排列爻的地方，这便是“校”。在众多的“史”中，作为伟大教育家活跃在教学舞台上的是孔子。孔子的教育理念是：所谓学，既不是博识，也不是技术，而是人格的完善。
在希腊，学问的活动更是扩展到了市，苏格拉底在市的广场上揪住年轻人对谈就是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学问虽然从宗庙走向私塾，呈现出开放的势态，但却没有扩展到市。这是因为中国的都市国家寿命太短，历史很快就进入领土国家的时代，出现了强大的王权及宫廷社交，学问再度被收回到宫廷这一封闭性的社会里去了。民主主义是与市共同成长的，学问没有扩展到市，这是中国的不幸。
但是，在中国，学问向市扩展的趋势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延揽宾客，作《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将之公布于咸阳市上，有能改正一字者赏千金，这也说明书在市上被人阅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司马楚之在西汉长安城的东市开肆占卦，宋忠和贾谊曾到那里去访学，与他讨论先王的圣人之道。东汉王充在洛阳的市里站着读书治学。但是，学问向市的扩展已经错过好的时机，庶民性的学问还没来得及建立，便被宫廷的学问压倒了。
同样的现象在文字的发展上也可以看得到。无论什么地方，文字都是先以绘画文字、象形文字的形式发生的，掌管文字的人都是人员或祭司。嗣后，文字渐渐向庶民开放，文字一旦到了庶民手里，便产生了表音文字。但是，象形文字也不是一步就能跨入到表音文字，其间有一个中间阶段。布雷斯德（JamesHenry Breasted） 的《古代史》（Ancient Times，Boston，1916）第43 页介绍了下面这组埃及文字：

右起个图像表示人，第二个把手放在口边，表示吃。这两个是象形文字。其余的三个，从右上起依次表示ch、q、r 的音符，是作为表音文字使用的，它们配合母音拼读，就表示出贫困、饥饿等意思。这组文字意在结合象形和音符两个部分来表示明确的意思。而音符部分被充分使用以后，单用音符也就能表达意思了。这些表音符号经过再次整理规范，就形成表音文字的字母，而右边的象形文字部分就脱落消失了。
中国的汉字大多数是由偏和旁组成的。偏是象形的部分，用它来表示某一限定范围内的字意；旁是发音符号，用音来表示某一限定范围内的字音。依靠这两个限定，就产生出了具有明确字意的文字。若用汉字来表示上面介绍的那组埃及文字，这便是“饿”字。“饿”“蛾”“鹅”，发音全都是“我”，但这不是虫子的“我”，也不是鸟儿的“我”，而是与饮食有关的“我”，所以用“食（饣）”加以限定。另一方面，在有关“食”的语言中有饭、饴、饱等许多概念，但这里并不是指这些概念，而是指有着“我”这个读音的那个“食”的概念，所以加上“我”旁，以表示关于食的概念中的一个定的意思。因此，大部分汉字既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也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而是两者兼备。把汉字的性质理解为从象形文字向表音文字发展的过渡形式，是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若问汉字的发展为什么会中途停顿下来，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它还没有完全彻底地转化为庶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