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破产法

书摘 《破产法》为中国建立了企业破产的制度框架。除存在少数例外情形，该法适用于中国所有的企业，弥补了之前存在的许多空白，比如外商投资企业破产，或者一般债务重整的具体程序和安排。《破产法》通过建立统一的企业破产途径，将使得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信用关系更加透明，也可以促进其可预见性的提高。 《破产法》适用的例外，即陷入政策性破产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并不会产生人们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大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特别待遇是历史性的产物，随着时代发展将逐步淡化。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安排与其他许多法域的路径一致。 从概念化的角度来说，《破产法》紧随主流破产实践，颇多创新，比如管理人的设立及企业拯救程序的强化。这些创新适应信用经济的发展要求，并且将促进中国专业破产执业群体的发展。此外，这些创新基于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而得以巩固，比如担保权人的优先权(依据第132条存在有限例外)以及普通债权人之间比例平等原则。 但是，《破产法》在实践中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尤其还不确定《破产法》的实施会受到多大阻碍。中国的法院缺乏处理破产案件的经验，以及政府特权和地方利益保护的冲突等这些问题，都可能给《破产法》的实施造成阻碍。 对于担保权人来说，有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担保权人自动中止行使权利的影响；其二，在具体的破产程序启动之前，管理人关于担保财产的权力的性质和范围。 正如在本文第三部分中所提到的，自动中止可能给担保权人带来相当长时间的拖延，和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破产受理之后到具体的破产程序(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可能带来的潜在损害*为严重。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救济途径而更加严重。担保权人的利益由于迟延而受到不公正对待也无法请求救济。 具体的破产程序开始之后，担保权人的利益就有了保障。例如，重整计划需要得到担保权人的同意，如果担保权人不同意，那么只能在人民法院认为担保权人的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形下，才可以继续进行，比如《破产法》第75条的规定。此外，第75条为担保权人在重整程序中，暂停行使权利提供救济依据。而且，在和解的情形下，《破产法》明确规定，担保权人自人民法院裁定和解之日起，可以行使权利。 这些保障措施非常具有激励作用。然而，*主要的问题是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后到具体的破产程序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内程序、公正和效率是否可以得到保障。 对于第二个问题，《破产法》并没有规定在具体的破产程序开始之前，管理人享有的终止抵押，以及处理抵押财产的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因此，抵押权人是否可以影响或者控制管理人处理抵押财产，以及处理的方式和条件，是不明确的。《破产法》对于管理人使用抵押财产，在此期间抵押财产价值减少，抵押权人是否可以得到保障，也没有明确规定。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浮动担保中担保权人的权利，与管理人管理和处分担保财产的权力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后，中国法院将以怎样的效率处理担保权人权利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平衡担保权人、无担保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都是需要继续观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