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1911: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

**章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很多被称为所谓“怪癖”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不同民族的“怪异”风俗和特性只不过是由其生长环境造成的。 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莱扎。西德莫尔（Eliza Scidmore）曾说过一段被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民族性的经典的话。她说：“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好懂又*难捉摸、*理智又*没逻辑*矛盾的民族。” 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绅士用同样矛盾的语句进行了回击。他如此描述美国人的民族性：“说到美国人，我发现他们伟大与渺小并存，善良与卑鄙并存，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却又十分自私，他们理智傲慢却又愚昧迷信，他们极其自负，又好夸夸其谈。美国人很容易引人注目，他们非常矛盾，极其不协调。” 中国人常用的复仇方法，有一种让我觉得奇怪，始终无法理解。西方人从来不会为了诅咒别人而自杀，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中国人好像相信死在别人家里，是对屋主永远的诅咒。所以，中国经常有某某跳到仇家的井里或者跑到仇家门口服毒自杀的新闻。 一个英国朋友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个富有的中国人在英租界里谋杀了自己的一个雇员。他知道，除非有人受到惩罚，否则无情的英国法律是不会停止追究的。于是他就让一个叫楚麻袋的中国穷人承认是他杀了人，楚麻袋被送上了绞刑架。这个中国富人、真正的谋杀犯向楚麻袋承诺，将厚葬他，并照顾他的家人。我的英国朋友对此怎样也理解不了，就写信给中国商人朋友，讨教此事。这位中国商人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说： 帮别人顶罪，对中国人来说一点儿都不奇怪。这样的事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中国人和白人一样不是不怕死，一般说来，中国人都比较惜命。但是楚麻袋，年纪一把，身无分文，死期将至，他自己看自己就是烂命一条。既然有人答应给他厚葬，照顾他的家人，他就会说“我帮你去死”。楚麻袋的这种行为是在卖命，他卖身给了真正的杀人犯。因为必须有人去为那位富人顶死，楚麻袋说他去，警察拿办了他，处以死刑，一切法律程序完成了。富人和楚麻袋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从西方人的观念来看，这样的事太离奇了。可是，在我们西方人身上同样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我们*好记住，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我们的古怪毫不逊色。德国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刊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一位中国人在上海看到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奇怪”行为。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大家一直在说，洋鬼子的国家如何有钱，如何宏伟，但在我看来，这肯定不是真的，不然他们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呢？他们无缘无故地拍球，跳起，好像有人给钱让他们这么做一样。他们有时候在荒郊野地长途跋涉，在空中胡乱地挥舞手杖，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一种宗教仪式吗？他们不知羞耻，男人经常和女人并肩散步。他们的女人很值得同情，过节的时候，只能在一间屋子里慢吞吞地走，还得听难听得不得了的音乐。 一位在欧洲和美国旅行的中国绅士给亲戚写了如下内容的信： 这些洋鬼子没法教化，无药可救。他们可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吃一口米饭，但是却吃数不清的牛羊尸体。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气味难闻的原因，他们把自己身上的味道弄得像绵羊的一样。他们每天都洗澡，希望可以去掉那令人讨厌的味道，但是去不掉。他们不把肉切成小块做熟了吃，而是切成很大块，煮得半生不熟，就端上了桌子，拿刀切，拿刀砍，拿手撕着吃。他们吃饭离不开刀叉，这让一个文明人神经紧张，一个拿着武器吃饭的人坐在对面太让人吃惊了。他们甚至与女人同桌吃饭，而且女士优先，这真是颠倒了乾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相互嘲笑对方的民族特性，并不能让任何一方信服。世界各国的民族性都是各有特色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中国人的民族性说好话。抛开中国人的民族性不谈，以前的中国政府的官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这个统治集团差不多已经集体腐朽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腐败。 《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又名《华北先驱周报》《先锋报》）报道说，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绅士表示，直隶省有一半土地税未能上交政府。 “这还不算。”他说—— 我们县里的官员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三四十年前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县里额外增加了一种税。我们县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收到现在。按理说，这种税早该取消了，负责监察的县吏应该干涉此事，向保定府报告，县官会被立刻免职。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来税额很小，我个人的一份不超过5美元。而全县征收的这笔小钱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县里的官员与府里的官员，甚至省里的官员、中央的官员，都是要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