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0卷)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十卷 2018）》：　　如果说昭宣以前，列侯对豪强的打击是二者关系的主要内容，那么昭宣以后，列侯与豪强的合流就是二者关系的主流了。　　（一）列侯的豪强化　　文帝为消除群聚长安的功臣侯者集团的威胁，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文帝三年连发两道诏书遣列侯就国，“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②，“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③。从此列侯就国成为定制，列侯回到关东的封国后，因地缘性因素与“雄张闾里”的豪强产生了愈来愈多的交集。早在文帝时期，列侯与豪强就已经开始交通了，晁错*先见其端倪，指出二者的交通是对于中央集权的重要威胁，“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④。武帝初年，列侯与豪强逐渐走向联合，“（灌）夫家居，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窦婴失势，亦欲倚夫引绳排根生平慕之后弃者。夫亦得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之晚”⑤。灌夫通过交结魏其侯窦婴来结识更多的列侯宗室，抬高自己的名声，而魏其侯窦婴更看重灌夫的经济实力、宗族势力，想依靠灌夫去报复那些平日仰慕自己，失势后又抛弃了自己的人。河内游侠型豪强郭解与长平侯大将军卫青交情深厚，”及徙豪茂陵也，解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日：‘解布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⑥　　汉武帝以后，列侯们看到了豪强的经营方式所带来的巨额财富，纷纷仿效，开始向豪强转化。崔向东先生认为食封贵族利用权力对于土地的兼并是其向豪强转化的唯一手段⑦。其实除了土地兼并，以列侯为主体的食封贵族还通过经营工商业、高利贷，以及壮大自己的宗族力量等多种途径来实现向豪强的转化。　　首先，王侯开始侵吞土地，兼并人口。汉武帝时，武安侯田蚡“治宅甲诸地，田园极膏腴”⑧，还要谋取魏其侯窦婴的城南田。冠军侯霍去病也为其父“买田宅奴婢”⑨。西汉末，兼并浪潮愈发高涨，公卿列侯贵戚们加入到土地兼并的大军中，“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毂”①。王莽的叔父、红阳侯王立通过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②。丞相安昌侯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③。尽管汉王朝存在着限制王侯兼并土地、人口的法令，但王侯依恃着他们的政治特权，使得这些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哀帝时期的大司空师丹提出“限田限奴”之策，“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④。如淳日：“名田国中者，自其所食国中也，既收其租税，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顷。名田县道者，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今列侯有不之国者，虽遥食其国租税，复自得田于他县道，公主亦如之，不得过三十顷。”⑤在承认土地和奴婢买卖的前提下，要求对王侯的土地和奴婢的拥有量加以适当限制，但遭到丁、傅等外戚侯的极力反对，哀帝后来又一次赏赐其宠臣高安侯董贤土地二千余顷，这个改革方案被迫搁置起来。　　列侯在兼并的土地上实行租佃制这种先进的剥削方式，“一人之作，中分其功”⑥，赚取对半分成的地租，使其身份发生一些变化，豪强性的因素增加了。当然在列侯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权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寝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⑦。刘泽华先生认为：“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与政权的频繁更迭和权力在个人手中的频繁转移相对应，封建地主个人地权的归属总是大集大散，处在经常的流动之中。有权则地多，权亡则地亡，地权流动的基本趋向是视权力为归依的。”⑧刘先生的观点虽不免夸大了权力在地权转移中的作用，但倒是颇适用于列侯对于地权的攫取。　　其次，列侯并不是坐等豪强的盘剥，坐看豪强势力的壮大，而是主动经营工商业、高利贷以求利。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⑨列侯们在经营工商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减免市租、关税，周流全国，甚至辜榷一方的贸易，获得高额利润，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富平侯张安世因善于经营工商业比大将军霍光还要富裕，“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⑩。列侯们甚至直接派人深入境外进行走私贸易，宋子侯许九“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