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史

一、经世思潮的兴起 所谓“经世”，大意在关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深究古今治乱得失，探寻家国天下治安之计，从而达到济世利民的目的。“经世”，又有“经世致用”、“通经致用”、“明体达用”、“经邦济世”等不同表述。 具体说来，“经世”一词，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在价值取向上，直面社会人生，反对避世、逃世。在政治上，追求经邦治国，建功立业，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和表现手段。在学术上，注重经世之学的研究与实践。 经世观念由来已久。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就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高体现。西汉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观念演变为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数千年来，经世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只是随历史条件变化略有起伏而已。一般来讲，在社会面临变革的关键时刻，经世思想往往一时凸显，而社会承平稳定之时，经世思想往往表现的比较内敛。清初，受明清鼎革的强烈刺激，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怀着对社会的深切关怀，深刻反思明末以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从政治到学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促发了清初经世思想的勃发。康乾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加上文网严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潜心名物训诂、典章考据，经世意识逐渐淡薄。而嘉、道、咸时期，受王朝由盛转衰和外敌侵略的刺激，经世思想再次活跃。 晚清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是1826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该书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主持，魏源编辑完成。此书仿《明经世文编》和清中期陆燿的《切问斋文钞》，明确表明经世宗旨。该书自叙全书编辑原则有四：一曰“事必本夫心”，二曰“法必本夫人”，三曰“今必本夫古”，四曰“物必本夫我” 。可见，崇尚实用、实功并服务现实，是《皇朝经世文编》的核心理念。 《皇朝经世文编》凡140卷，首6卷论学术，次8卷讲治体，其余106卷，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全书汇编了从清初到道光初年凡702人共计2236篇文章。魏源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依据经世致用的标准，无论“硕公庞儒，俊士畸民”，凡符合要求者一律选录。全书正文之前，列有《姓名总目》，分别介绍作者700多人的简历和专集，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前后多次翻印。可以说，《皇朝经世文编》是鸦片战争时期知识界提倡经世致用风气的开篇，有力地促进了“务实”、“改革”思潮的兴起。 道咸时期，经世思潮蔚为壮观，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阮元、李兆洛、陈寿祺、包世臣、陶澍、徐松、张穆、贺长龄、林则徐、姚莹、周济、龚自珍、黄爵滋、金应麟、魏源、陈庆镛、徐继畬、梁廷枏、沈垚、张际亮、夏燮、汤鹏、陈金城、吴嘉宾、鲁一同、何秋涛、杨士达、林昌彝等。 这些人士身份复杂，地位不等，既有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也有寄人篱下的幕僚；学术派别不拘一格，他们或宗汉，或宗宋，或治今文经学；他们具体的思想主张也多有不同，或侧重于抨击时弊，或极力倡言变革，或积极施行实政，或注重边疆史地研究，或关注夷情、倡导西学；他们付诸实践的程度也不一样，或重于言，或重于行，但都没有超越“治国”“平天下”的范围，都以匡济时艰为职志。参与人员成分复杂，表现形式多样，体现了经世思潮的丰富内涵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说明在当时保守、窳败的大氛围下自我调节、自我拯救渐已成为潮流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