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

《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后记a 《巴金的世界》这部不成熟的小书之问世，完全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存光先生的策划。我衷心敬佩的巴金研究前辈李先生，如果这部书竟受到浪费纸资源之讥，您也该负一部分责任！这部书到底对巴金研究有无意义，我不敢妄断，我却是更重视出书的个人意义的。 原来，我近年研究范围似乎更扩大了，巴金也只构成其一因素。今后我会不会写以巴金为专题的文章，目前说不定。所以，收在书中的几篇文章都是过去“如是我想”的痕迹。不过我珍爱它们，此珍爱里面也有多少a　 本篇*初收于山口守、坂井洋史合著《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东方出版社，1996年1月）。交代定稿过程之前的部分，曾以《面对差异性——关于中日文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对话的断想》的题目，单独发表于《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1996年4月）。 自豪当年假设之一贯有效性的成分。例如巴金对“丰富生命的追求”，如果把它说为“脱却所有依附性的精神价值之追求”，那不正是我现在*关心的问题吗？如此承先启后的意义上，我就感到概括以往研究的必要。我当然万分感谢给我这个难得机会的李存光先生。但是，在此我应该交代我的“转变”。假如中日两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之间，居然能够成立学术研究各个层次“具有真正意义的对话”，那时我们国外的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意向来进行对话呢？此种近乎困惑的感觉近年来一直在我心中缠绕着。 我有这样一个朦胧的印象：就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方面而言，在中国，近十年来崭露头角而取得显著成绩的青年研究者，不管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现象还是目前面对着的现实状况，都以极浓厚的关怀意识为其发言的出发点，一面确认自己与社会之间的斩不断的纽带（这里面多少带有某种“使命感”的成分），一面进行比较踏实的学术研究。在日本，1945年投降后不久开始研究的那一代中国研究者当中，曾经存在过支持他们研究强度的一种主观动机：对于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建设民主主义日本之前途的摸索。这“动机”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他们研究中国时起关键作用的一种思考规范、理论框架。在这种思考规范、理论框架中铸就的“中国像”，往往会蜕化为远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观念”，甚而变成阻碍研究者独立思考的“束缚”。他们观念中的“中国”，有时未免给他们带来一些弊端即过度的理想化。然而他们的议论无疑针对自己国内的情况，仅就一点而言，他们的论点与中国国内的议论有过相对沟通的“共时性”。 我也不能轻率地断言，关于中国，应该放在宏观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就个人的感觉来说，我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青年研究者的当代意识方面，很难形成作为面临同一个问题之同时代人的共时性同情，进而与他们之间建立认同，更是极为困难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形并不直接意味着我们一代的研究者比前一代的研究者更冷静，具有视“中国”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加以真正意义上的“相对化”之优越资格。我们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研究中国，这是无须多说而自明的事实。但是（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未免觉得：缺少推动研究的“动机”的我们一代研究者，有时候连这自明的事实都不能强烈地意识到，这奇怪的状态正是我们一代的主要特征。的确，我们否定不了中国方面也存在过助长我们之糊涂的某些情况。例如，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研究者“恩赐”给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评价，诸如“重视资料”“尊重历史事实”。但是，想一想，外国人研究者 能够利用的“资料”毕竟是极有限的，依靠这些少量的资料进行研究，就历史的整体把握方面而言，歪曲“历史事实”的危险性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再说，所有的“资料”一旦被发掘、公开，这个所谓“特征”的相当部分必然地失去其积极意义。我们要知道，这评价到底与我们的本质无关。我们也承认：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研究者由于利用“资料”条件之不齐备，或由于某种顾虑，没有能够发出从心所欲的议论。同时，我们也不否定，外国人研究者从无顾虑的立场提出过较为合理的观点，或在发掘“资料”方面有过一定的贡献。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交流也可以成立，这也算是一种成果。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只不过是过渡的现象。中国人研究者给我们的评价如“重视资料”“尊重历史事实”等等，在本质上是针对自己所处的境遇而发的自嘲意识之反映。真是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想把“具有真正意义的对话”建立在这种过渡的“平等”上面，那不是妄想是什么？表面上，到了我们一代，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呈现日益繁荣的可喜盛况。但是，我面对中国优秀的青年研究者时往往感觉到某种压迫感、隔膜感，这种感觉的重量迫使我诀别妄想里面苟且偷安的懒惰念头。 如果说，围绕文学本来具有之一些“普遍价值”进行的“对话”才算是“真正平等的对话”；如果说，达到“普遍”的条件是对个别现象的透彻洞察与理解，那么，按道理，首先有资格跟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进行“平等对话”的人，当然就是日本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这个很单纯的逻辑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逼迫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立场更明确化。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我们的研究如果不甘于站在中国本土之研究的边缘这个地位，更进一步要求以“质”的差别来突出自我的研究个性，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意向才好呢？当然，我们周围的环境和前一代不一样，我们没有他们那样强烈的研究“动机”或牢固的思考规范、理论框架。现在剩下来的只有貌似焦躁的贴身感觉罢了。想来，这好像是十足的悲剧。不过，尽管这么说，我们的出发点也就在这里。这是我们不能否定的“前提”。 那么我们面临对于人类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如“触及灵魂的革命”一类的“问题”或现代、后现代一类变相的阶段发展论）时，才能共有同时代意识，一切隔膜就会消失，就此中日两国的研究者便可超越互相立场的差异实现平等对话吗？我们能以侥幸的心理等待这“问题”的来临吗？恐怕不那么简单。我认为，所谓“平等对话”的条件，不仅仅是同时代意识的共有、主体意识的沟通，而是对于两者之间沟不通的本质性差异的深刻认识。 说到中日两国研究者“两者之间沟不通的本质性差异”，我在此指出的只有一点：我们自以为使用共通的概念对待同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误会，尽管使用同一个话语，其内涵往往不一样。我们对于这“误会”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以免于误会上更加上一层误会。下面，举具体的例子。 过去有一段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倡“流派研究”，继而产生了许多成绩。在以前的文学史里面，主要因为是“非主流”而没有受到应受的评价的作家、作品，通过“流派研究”，重新受到比较公平的评价，为今后的研究准备了初步的积累。我个人对于这些研究上的一大突破很敬佩，赞赏其研究史上的意义。但是，敬佩的同时，未免有一种不足之感：如果过去的文学史有不足之处，其不足不仅是关于“非主流作家、作品”的记述，还有其他。举具体的名字，在文学史里面怎样评价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等“诗人”？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刚开始其文学经历的时候，取得了颇有开拓性的成绩，但是，后来他们都放弃自己手里的笔，废止创作，沉潜于学术研究。这样的现象，不只在他们三个作家身上出现过，我认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不乏其例。当然，以前的文学史里面也能够发现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也不过是关于他们创作历史的极小一部分的记载。连他们的学术研究、促使他们放弃文学创作的某种“动力”等因素都放在视野里面而给予一定的评价的文学史，直到现在还没出现过。对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等人物，如何作文学史上的评价？如果将他们放在现代思想史上，其位置可以说是教育救国、文化救国论的边缘（就立达学园、开明书店的活动而言）。某种意义上，他们形成了*像“流派”的“流派”。过去到底有没有人把他们写进“流派史”里面去？（“白马湖派”的提法依然不足）以前的文学史忽视的不只是个别的文学者。巴金、吴朗西等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活动，不仅在出版史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具有极重要的文学运动意义。其他如左联周围的小出版社、生活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等也有同样的文学史上的意义。但是，不待言，通常的文学史里面，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这些出版活动的较有系统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