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青少版)

**章
地火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作者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
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拐来到十字路口。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纸张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八年，*后就差了两个星期。八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八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节 孙中山的困惑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份报纸。“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次发表政见。”
**份报纸导致的**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把交椅，他的“**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但*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命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二十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将其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预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
包括孙中山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