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状

《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状》：
　　新形成的国家，必须通过对于构成了现存社会的宗教性多数派与诸种宗教势力采用决战或者怀柔、妥协、吸纳的方式，来塑造自己一方新的世俗多数派——塑造自己的国民。在这里，民族主义被作为世俗民族主义以新国民的形成为指向广泛宣传。不过，作为世俗主义国家的迅速现代化的政策实施，产生了政治压迫与社会分化，并激起了民众对于这种压迫与分化的抵抗。而且，由于宗教势力所组织的原教旨主义革新运动的发生，世俗主义现代化遭到反击。这样，宗教民族主义以国民的宗教性再统合为指向而产生。
　　这是我依据前面提及的两《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状》就非欧洲地区现代国家的形成面临的事态所进行的草图式素描。下面根据伊朗和印度的史实对该素描进行补充。1979年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获得成功的伊朗，是自上而下对世俗主义现代化进行强权式推行的代表性例证。1925年登上伊朗国王王位的礼萨·汗大力推行伊朗的现代化，其政策实施的核心在于确立中央极权式的权力、整顿官僚机构、强化军队。这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国家权力及其机构的建立。伊朗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他将这种建构作为伊朗社会的非伊斯兰化而推行，即力图通过波斯·认同感对伊朗的国家属性进行非伊斯兰式的重新建构。波斯语被作为国语或者共通语而推行，现代性的民法、刑法、商业法取代伊斯兰法被制定出来。而且，甚至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国民穿西装。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经由第二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之手，在战后国家环境中被进一步强权式地推行。国王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所进行的作为“白色革命”的现代化，以土地改革、选举法修订等方式推行。20世纪70年代，借助在石油价格高涨中获得的巨大收入，伊朗开始谋求成为大国，但结果却是伊朗社会的急剧改变，从农村流人首都德黑兰的民众导致了贫民窟的出现，构成了庞大的城市贫困阶层。小川指出：对于这类民众来说，所谓“现代化”，只能是“从前安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地域共同体遭到破坏，贫富差距扩大，而不是此外的任何东西”。政府对反政府运动进行镇压——抵抗这种镇压的伊朗民主化运动不久即染上宗教色彩，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的完成过程及其后续情形，就是我们现在依然从远方遥遥注视着的中东现代史的过程。
　　这场伊斯兰革命，确实曾经是作为对于伊朗的世俗主义现代国家化的宗教性替代物而推行的。但应当说，那与其说是对现代国民国家自身的否认，不如说是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对于新的统合的追求。关于伊斯兰叛乱派，尤鲁根斯玛雅也指出：“他们的思维方法的奇妙结果之一，就是将现代国家中的许多*为显著的要素挪用在伊斯兰所依据的框架之内。……较之于将国民国家从伊斯兰中排除，他们也在更多地制造新的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