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

《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　　汉代是我国古代外交管理机构的确立和奠基时期，其主要表现是确立和构架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体完备的、粗具规模的外交管理机构和管理体系。在中央确立了以九卿之一的大鸿胪、诸曹尚书之一的主客曹为外交主管机构，并以中央若干部门配合协同运作。在地方确立了由中央垂直领导的边疆行政单位、边防单位、边境镇抚单位分头负责、相互配合的外交管理体制。这一整套外交管理机构和体制，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外交管理制度的基本模式。　　我国古代外交管理体制所以在汉代得以确立，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古代外交在汉代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所决定的。先秦时期虽然有了外交管理机构的萌芽，如周代的“行人”①，战国时期的“诸侯主客”②等，但这些机构都还很简单，其机构和职能均语焉不详。因其时的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原王朝及其周边地区范围内的列国诸侯交往。秦代虽然设置了“典客”③这一机构，但由于其国祚短促，于外交方面活动无多，这一机构未见发挥多大作用。汉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次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以张骞“凿空”④为标志，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古代外交亦随之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下，汉代确立并架构起完整的一套外交管理体制。汉代所建立的外交机构，虽然有的与先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其内涵和作用已有很大变化，如汉代的大鸿胪与周代的大行人之间的差别，《历代职官表》按语云：“鸿胪一官，自《唐六典》、《通典》、《初学记》诸书，皆以为出于《周礼》之大行人，然古今立制各殊，详考其实，汉魏以后之鸿胪，与周大行人之职，已有不同。”认为*大的不同是周代大行人“兼柔远人、怀诸侯二者而有之”。而秦汉以后罢封建置郡县，“无复邦交之事”，即使分建诸侯王，亦不过令大鸿胪掌管封拜礼仪，因而鸿胪所掌主要是“蛮夷朝贡献见之礼，犹大行人职守之一端”①。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使“蛮夷朝贡”方面的内涵，已经开放的、走向世界的汉代与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先秦时期亦大相径庭。　　外交工作在两汉时期已经成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两汉时期的行政体制，在中央确立了三公、九卿（诸卿）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地方，则从西汉的郡、县两级体制转变为东汉的州、郡、县三级体制。在中央政府方面，三公为行政中枢机构，诸卿为行政事务机构。西汉前期三公以丞相为宰相，总领百官，协理万机，一切国事皆归其管辖②。西汉成帝以后确立三公鼎立制度，同为宰相③。宰相将中枢决策集团制定的诏令、法律下达诸卿和地方州郡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尚书异军突起，到东汉时期逐步侵夺三公以及诸卿的权力。两汉时期的外交行政管理就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中逐步形成和运作的。汉代的外交管理机构，《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将其分为专职机构与关涉机构两个方面。所谓专职机构，是指以外交工作为其主要职能的机构，所谓关涉机构，是指在外交工作运转过程中起一定的协助、配合作用的有关机构。前者为诸卿系统的大鸿胪和尚书系统的主客曹，后者则散见于自中央至地方之诸部门。本章先述汉代之专职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