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14)

从“别立新宗”到“百年和解” ——新诗百年反思兼谈汉语诗歌之“大传统”与“小传统” 沈　奇 一 新诗百年，节点回顾，一时众声鼎沸，至少在当代诗学界和当代诗歌界，可谓盛事大观。 以此回顾现代汉语语境下的新诗历程，尤其是“新诗潮”已降并延续到新世纪的这四十年时段，当代新诗理论与批评界，包括许多成名诗人，似乎都比较敏感各种节点的“发声”。其中，虽也不乏诸如钩沉、梳理以廓清历史或建构谱系之功，但大体上看去，还是多以笑谈“峥嵘岁月”以壮行色为显要，真正深入到诸如历史之“历史性”与诗学之“本体性”的反思和谈问题的，并不多见。且，“一向在重复着没有结论的讨论”（借用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语）。 作为追随“新诗潮”一路走来的在场者，只是因心性所然与位格所限，多以边缘游走且渐次旁观“发声”的笔者自己，临此百年节点，也不甘寂寞，除连续发表数篇反思文章外，更切切关注各个层面的“发声”，尤其是其“发声”机制后面的情怀、立场、问题意识及精神底背的所以然，以反省自己的“发声”之正误。 如此切切，反顾下来，从上一世纪末即提前进入“节点情结”而开始热起来的各样形式及各种思路的百年新诗反思中，仅以个人有限与局限所见所识，并仅以个人感受与获益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按时间先后）值得重新重视与鉴照： 其一，郑敏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持续发表的一系列反思文章，以及以访谈等其他形式，对新诗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反复警示与深入追问； 其二，画家石虎先生有关汉字“编程”与汉语诗歌之“字思维”的思考，引发《诗探索》先后于1996年11月与2002年8月长达6年间，所举办的两次“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以及在此阶段组稿发表的系列论文和后期出版的相关论集； 其三，新世纪伊始，吴思敬先生与郑敏先生就新诗有无形成传统的对话，及其后引发的相关话题与争鸣文章； 其四，谢冕先生新近提出的有关新诗与古典诗歌“百年和解”的理念，以及孙绍振先生借由“转基因”命名，反思新诗及新诗诗学的“西方化”与“殖民化”问题。 以上四个方面，因郑敏先生的具体著述及广泛影响已成名山之实，且后续行文将穿插提及，此处不再单独展开。下面仅就后三个方面分别讨论，由此落实本文题旨之确认。 二 若仅以时间时态计，从1976年到上世纪末，风起云涌的当代“新诗潮”运动，在百年新诗历程中，也就占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段。但若换以历史时态计，这一曾被笔者称为新诗“三大板块”之一的“新诗潮”，确然是新诗百年发展中，*为活跃和重要的一个阶段。不过现在回头再细切勘察，就另有一些话说了。 无须讳言，伴随“新诗潮”而生的当代新诗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从开始的“共谋”到后来的“俱进”，不免受时代语境影响，多少都带有一定的“运动态势”，尤其诗歌现场的不断跃跃“先锋”，而在诉求强烈，理论与批评不得不与之跟进，难以潜沉于诗学本体的反思与建构。同时，依循中国特色的“现当代文学史”话语套路，“新诗潮”之理论与批评话语格局，也大多还是局限于所谓“思潮”“运动”“社团”三元相切的模块体系，多以着眼于思想、精神、时代等意义价值及社会影响的考量，且多以就新诗谈新诗，就“新诗潮”谈“新诗潮”，很少主动转换维度、另行切入而深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敏先生于上一世纪末至新世纪初，连续发表的几篇宏观大论，方格外令人瞩目而影响巨大。郑敏先生这一连串可谓振聋发聩的“发声”，既立足于“新诗潮”及当下诗歌现状，又回溯整个新诗发展历程，以其学贯中西的学术底气所在，理论与创作并重的双重经验所由，横向与西方现代诗歌比较，纵向与汉语古典诗歌比较，转换界面，另立坐标，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及重重思虑，方格外凝重而深切。只是当时正值世纪之交的“历史节点”，新诗诗学界和诗歌界的主流情志之热切种种，并不在此。虽然也反思也回顾，但其主要心理机制趋向，还是在梳理成就、评功摆好以及排座次、壮行色上，是以郑敏先生的连续发问，反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而不免多有抵牾，也便有了时隔多年后的“旧话重提”。 同样的时代语境下，来自诗歌界之外的画家石虎先生有关汉字“编程”与汉语诗歌之“字思维”的发声，却引发了作为“新诗潮”理论与批评之“大本营”的《诗探索》的高度重视，并予以长达六年的深入讨论，连郑敏先生也参与其中，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汉语诗学界一个颇为显豁的“学术事件”。对此，谢冕先生高度评价道：“‘字思维’理论涉及了汉字的结构和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质和诗性本原的问题，**次将‘字’的问题提升到一种诗学理论的高度,也是**次试图把汉语诗歌的语言本质归结为汉字及其汉字思维。……不仅为中国诗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对于思考中国汉语文化的独特性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厚的问题，打开了一个启人心智的思路”。 现在回头看，石虎先生有关“字思维”的命题之提出，与郑敏先生的系列反思之发问，同属跳出“时局”、别开一界之举，不过石虎先生纯粹由文字学与语言学角度切入，及时人未所及，道时人所未道，且无妨主流情志之热切所然，而得以格外关注，也在情理之中。而当时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三位主编主持的《诗探索》，对石虎先生“字思维”命题的高度重视，也充分显示了超越性的诗学眼光和学术精神，尽管*终未落地生根发为格局，但留下的相关话题，至今仍然至关重要。 新诗“别立新宗”（鲁迅语），成百年大势，是否已形成汉语诗歌新的传统？形成的是怎样的传统？其生成“基因”即其“历史性”为何？此传统与汉语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如何？实为新诗百年回首，需首要反思与解答的问题。 应该说，上述问题在百年新诗的创作领域，或隐或现，或个人或流派，都多少有所思及虑及探究之，且并不乏到位的文本体现。但作为集中而迫切的诗学讨论发端，且引发后续深刻反响的，还是来自上世纪末郑敏先生的系列反思文章。作为后辈末学，我也正是在郑敏先生的这些文章启发下，以及前后或当面求教或书信交流求教中，开始了此后“断臂”式的爱深苛责。这里不妨先引述郑敏先生1996年9月11日写给笔者的一封信中，有关新诗与传统问题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我这些年在精神上似乎进行了多次中西环形的旅游，目前深感汉文化和汉诗如不在这十年“突围”，恐将被自己画地为牢的“革新意识”所困死。谈传统变色，对中西方和人类的文化传统一概不问，总幻想无端地捏出个“新型”来，起轰动效应。我终于得出一个颇强烈的结论：愈抛弃传统愈新不了，愈惦记传统愈能出新。西方诗人、音乐家、画家，哪一个不是在传统，包括东方传统里，打够了滚，才“出新”？贝多芬、毕加索都是熟透了前人之作和传统训练，才找到自己的风格和空前的艺术形式。*好的创新者一定是*熟悉传统的天才。我们则不然，总以为“一片空白”能出新。浮躁的原因正在于此，不屑于研究传统，中外新潮为我所用，泡沫心态如何能出有分量的作品？什么时候能舍得花时间来补课，中国新诗就有可能走向成熟。 结尾还特意提到：“《文学评论》第四期有我一篇关于汉语的文章，暇时找来一读吧。” 显然，郑敏先生晚年切切关心和苦苦追索的诸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并不在于新诗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现象的梳理与反思，而在其形成这些历史进程与历史现象的“历史性”之梳理与反思，当然，更不是要否定连先生自己也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新诗之历史成就。只是稍显遗憾的是，可能限于晚来行文习惯所致，先生数篇宏论，大多沿思路铺陈，未能收摄并细切于诸如“历史性”这样的焦点命题上来，予以显豁归纳，是以多有误读与曲解，也在所难免。正如时隔二十年后孙绍振先生所言：“郑敏的深邃，不仅在于她所说的，而且在于她没有说的，或者没有明确，只是笼统说的。”“郑敏先生只是提出问题，来不及从理论上全面展开阐释。并未引起有识者严肃思考。二十年过去了，当此新诗百年之际，我想，应该是有条件，也有必要作严肃的反思了。”于是便有了新世纪伊始，吴思敬先生与郑敏先生就新诗有无形成自己的传统所展开的对话。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对话双方，一位爱深责苛，一位爱深溢美，立场不同，观点也多有不同。对话因缘起于2000年4月，吴思敬先生带研究生与郑敏先生座谈期间，对新诗是否已形成自己传统的问题，产生分歧，后由研究生将对话内容整理出来，以《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为题在《粤海风》学术期刊2002年第1期刊出。随后5月25日《华夏诗报》发表诗评家朱子庆的文章《无效的新诗传统》，声称“在新诗有无传统的问题上，我是持虚无立场的，这多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赞成新诗‘无传统’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条件拥郑。”接着8月26日《文艺报》发表野曼的文章《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与郑敏先生商榷》一文。由此牵动学院与官方两路诗人、诗论家的“互动”，并于2003年9月27日以《羊城晚报》整版篇幅，在“中国新诗有没有传统？”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李瑛、向明、野曼、周良沛、王性初、杨匡汉、张同吾、李小雨、臧棣等诗人和诗论家的一组笔谈。*后，以2003年11月初在温州召开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上有关此话题的热烈讨论，及吴思敬发表于《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新诗已形成自身的传统——从我与郑敏先生的一次对话谈起》一文为结，暂告一段落。 有必要归纳一下此次对话双方的主要观点。 作为坚持新诗已形成自己的传统这一“正方”观点的吴思敬先生，*终给出的传统之“传统性”可概括为三点：其一，“新诗充满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新精神”；其二，“新诗体现一种现代性质”，由“乐的诗”向“思的诗”的转换，“没有固定模式可循，不断出新”；其三，“分行排列已成为新诗独特的美学传统”。而作为坚持新诗还未形成自己的传统这一“反方”观点的郑敏先生，则一以贯之地继续“发难”：“从诗歌艺术角度讲，我觉得新诗还没有什么定型”；“完全把诗的形式放弃了，诗写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散文化”，等等。并再次强调：“谈诗的传统就必须涉及诗的特质，即语言，艺术转换（将现实转换成有诗形的文本实体）以及意境（精神道德、审美）。讲诗的传统不能不涉及这些诗的特质和元素，而代之以未经艺术转换的意识形态、民族心态等因素，这样就会陷入主题决定论的危机。”进而再次语重心长提醒道：“如果我们将白话汉语新诗的八十多年写作与诗学的实践积累，放在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自古延续至今的、丝缕未断的诗歌传统来看，我想新诗是否已有自己成熟的传统就不言而喻，冷暖自知了。” 这里可以看出，郑敏先生“纠结”所在，并非新诗传统的形成是有还是无，而是其传统的成熟程度与定型程度到底如何？尽管连同此前的发问在内，始终“没有明确”（孙绍振语）到诸如“传统性”或“历史性”予以豁亮归纳，但其苦心孤诣之所在，到位的理解者自会了然于心。而吴思敬先生，则摆明自己的“护法”立场，给出了“革新精神”“现代性质”“分行独特”三大传统性要素之指认，其鼓荡于立场后面的热切情怀，更是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