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夏峰理学思想研究

　　《孙夏峰理学思想研究》：　　（三）夏峰“闲邪存其诚”工夫的得与失　　闲邪与存诚的问题是理学工夫路向的一大课题。从境界上说，理学家皆追求洒落自然的气象，不过其进路不一，有以敬畏入洒落者，有因自得而人洒落者，亦有二者兼而有之者。大体而言，程朱属于前者，陆王属于后者，当然，这不是程朱与陆王的分水岭，在工夫论、境界论上两家大可相通，远不如其在本体论上的差异那么难以弥合。比如周敦颐、程颢是后者，阳明在早年也未尝不从敬畏兢惧而人手，阳明后学中如钱绪山、邹守益又属之前者。前者又通常谓修，后者谓悟，分别以程颐和程颢为典型。　　之所以会有这两种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体验阶段的不同，对于心、物关系的体认便不同，“闲邪存其诚”的重点是落在“闲邪”还是“存诚”，自然有差异，甚至闲邪和存诚的涵义随之也产生差别。程颢体会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对他而言，心具众理，也心纳万物，他认为心物之间本来没有隔阂、界限，一来只存有此诚自然不生邪念，再者，在其心物之间无异质的和乐世界，无物不在心体之中，心具众理，也具众物，物都是心之物，无需闲邪，是一非二。但在程颐看来，那些物质的欲望从来就是异己的，是人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的障碍，应该加以摒除，本为二而非一。二者对小物关系的不同观念来自人的学力和境界的差异，从而直接产生工夫的差异。而人的学力和境界又几乎无不与工夫息息相关，工夫达到一定的阶段和层次，心、物的圆融化解就越好。毋宁说，工夫路径的差异与学者所处的阶段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不过，因为学者自身气质的独特性，又不必然存在一条固定的工夫取径，工夫又是有其独立性的。只能说，越在工夫的高的阶段，学者自身的圆融取中越好，他的工夫也会随阶段而有所调整。所以，就理论上，我们很难判断工夫本身之是非对错，真实着手工夫总是对的，因为工夫有效与否在其适应性。　　就效验上说，当然存诚是*好的，一诚则自然包含敬，不会有邪念起。但往往给人无处下手之感，以为是执自己的心去做，却能保持于中道。如何在工夫上既持敬又洒脱，既兢兢又和乐，就好比是让心既收缩又伸展一样的矛盾。　　夏峰对于闲邪异常强调，这显然是从程颐、朱子的工夫论而来，阳明不喜言闲邪。阳明认为心当然是讲善念和恶念，他说：“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方是本体。”因而在阳明看来，这着意去闲邪的工夫只是为学的初级阶段，如果久之仍存着这个为善去恶的念头不放，不免把捉意思，就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善念和恶念之上，再存一个纯善的念或知，来存善念和去恶念，那么，谁又来保证裁决善念恶念的这个善念总是善的呢？如此，便陷入无限的道德判断循环之中，类似床上叠床。这是不符合阳明的意思的。他只是让人存一个善念，只要有这个善念存，自然使恶念去。因而，只要为存善念的工夫便可。这个工夫就是诚意。那些着意好善恶恶的意本不是良知本体，而为外在所加.有过之嫌，不是“好善恶恶”，而是“作善作恶”。　　夏峰说闲邪诚自存，其实是故意将工夫说得很低，这也很符合他“极高远总不离真卑迩”的笃实学风。他明知诚存自无邪，和执着会偏的道理，只是认为“说的太精微，便令人无处把捉”。对于初学者，讲诚存自无邪可能直接导致肆无忌惮，此外，执着也比不做任何工夫好。一旦学者学力加深，自然能领会执着的问题，便可以再寻解决，学问又有进境。大凡平常人总是邪多诚少，克制邪念使归于正是一个重要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