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

《法义》的主题与场景 《法义》（Ν?μοι）是柏拉图*长的经典著作。作为西方法哲学思想的源头，《法义》首次深入、完整而又系统地阐述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以及法律与政制、德性、教育、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法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柏拉图赋予法（ν?μο?）特殊的哲学意图：法意在发现实在，认识*重要的人类事务的本质，真正的法是理智规定的分配。可以看到，西方诸多大思想家，都深受柏拉图《法义》影响。对于柏拉图这部经典著作，西方学界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有些学者囿于某种立场或偏见，未能发现《法义》中蕴涵着深刻的哲学和教育意图。 《法义》全书十二卷，副题是“关于立法”，主要探讨“政制和礼法”。对话在一位雅典哲人与两位立法者之间展开，这三位老人分别是匿名的雅典异乡人（?θηνα?ο? Ξ?νο?），克里特的立法者克勒尼阿斯（Κλειν?α?）和斯巴达的立法者墨吉罗斯（Μ?γιλλο?）。对话发生在从克里特的都城克洛索斯到宙斯神社的朝圣之旅上，在白昼*长的夏至日举行，持续了一天一夜。《法义》以“神”（θε??）这一语词开篇，追问神还是人立法。但对于“谁是立法者”的问题，《法义》一开始给出的回答非常含混。或许，对话实际要导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神或人可成为真正的立法者。但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立法的目的及其基础是什么。 《法义》不仅以“神”开篇，在卷八还为宗教节日制定了法规，卷十也专门论证了诸神是否存在等问题，对话中随处可见宗教议题。因此，《法义》被视为柏拉图“*虔敬”的著作。此外，施特劳斯在论及《法义》时还多次表示，《法义》是柏拉图“*具政治性”的作品，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作品。原因在于，柏拉图为即将建立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城邦制定了一部精良的法典，阐明了*好的政治制度，这意味着，对话中的雅典哲人参与了政治活动。《法义》整部对话中仅有两次提及与“哲学”有关的字眼，但又处处隐含着哲学问题。因此，《法义》也被看作柏拉图“*伟大的艺术之作”。可见，《法义》在柏拉图对话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这场对话涉及雅典、克里特和斯巴达这三个主要的城邦，暗含着三种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比较。对话从检审克里特和斯巴达立法的目的入手：立法若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利及其果实，便是以勇敢这一*低的德性为基础。克里特和斯巴达这两个多里斯（Doris）城邦都非常好战，具有创立帝国的野心。柏拉图为何一开始就考察这两个城邦的法律，从探讨立法与战争（勇敢）的关系切入呢？如果说立法旨在维护正义，不是更好理解吗？立法与正义的关系岂不更显而易见？或许，战争或帝国问题是柏拉图有意引导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如果一个城邦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又会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何种影响？立法应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的关系？实际上，柏拉图反思克里特和斯巴达的帝国野心，也是在反思雅典本身。 既然立法可能基于*低的德性，主要服务于战争，那是否也有可能基于*高的德性或完整的德性呢？正是通过审视有关立法目的的流俗意见，柏拉图暗中将哲学设定为立法的基础，使我们看到了对立法的独特理解。立法的旨归不在于培养勇敢或追求财富，而在于让人变得有德和优异。立法不应只着眼于惩罚，更重要的是要有劝谕和教育作用。因此，《法义》对立法的探讨*终回到了教育问题：德性教育造就好人和完美的公民，也会带来战争的胜利，但胜利有时会导致教育的失败，使人变得肆心和邪恶。 通过阐明柏拉图如何理解法是什么，以及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可进一步探究柏拉图理解自然、战争、德性、教育等重要主题的新方式，识辨柏拉图在立法上与众不同的见解。由此，我们也可发现柏拉图对某些重要关系的新看法：如自然与礼法，政制与礼法，法与德性教育，战争与和平，德性的一与多，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时代，战争与和平、财富与德性、肆心与教育都是每个城邦（国家）始终要面对的问题。经由探讨古典哲人如何处理这些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也有益于返观现代面临的价值虚无、道德危机的困境。 《法义》从探讨神还是人立法入手，开篇就向我们呈现了对话的各种戏剧要素。对话一开始就是雅典异乡人的提问：“神还是某个人，对你们而言，异乡人噢，可归为制定礼法（ν?μων）的起因（α?τ?αν）？”克勒尼阿斯表示，“*恰当”的回答是“一位神”，在克里特是宙斯，在拉克岱蒙则是阿波罗。随之，雅典异乡人问他们是否跟随大诗人荷马的说法：米诺斯（Minos）每隔九年去造访父亲宙斯，并根据宙斯的神谕为克里特城邦立法（624b）。可能是由于米诺斯臭名昭著，克勒尼阿斯并不十分肯定这点，反倒称赞起米诺斯的兄弟拉达曼提斯（Rhadamanthus），说他“*公正”，因为他“正确管理了审判事务”（625a）。于是，雅典异乡人提议，他们应该“边走边讨论政制（πολιτε?α?）和礼法，且说且听”，这是打发眼下时光的*好方式。从雅典异乡人那里我们获悉，对话发生在从克里特的都城克诺索斯（Knossos）到宙斯的“洞府和神庙”（?ντρον κα? ?ερ?ν，或译为“神社”）的朝圣之旅上，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625b）。就这样，三位老人踏上了米诺斯造访父亲宙斯神社的旅程。难道他们也效仿米诺斯去求神谕为城邦立法？引人深思的是，对话*终并没有告诉我们，三位老人有没有到达宙斯的神社。 这场发生在城邦之外的对话，讨论的主题却是与城邦政治事务*密切相关的“政制和礼法”，这是否表明，探求*好的政制和礼法需要有超越城邦的视角？雅典异乡人有意提到雅典的宿敌米诺斯，把他视为神圣礼法的制定者，显得超越了城邦。走向宙斯的神社，意味着走出城邦，上升到法律的源头。因此，《法义》的对话是一个上升之旅，由雅典异乡人引导的上升。这与《王制》（旧译《理想国》）的开篇形成了对照。在《王制》开场，苏格拉底“下到”了象征民主自由和开放的佩莱坞（Piraeus）港，被迫与几个年轻人讨论起正义问题，连晚餐也省去了，更不用说观看马背上的火炬接力赛。哲人下降到洞穴（城邦）谈论正义问题，看起来略为紧张。苏格拉底先要让年迈而虔敬的克法洛斯（Cephalus）离开，才能真正进行正义的讨论，而后又要面对智术师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us）的纠缠，紧接着还有两位富有血气的年轻人的盘诘……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显得孤立无援，在人世的洞穴中，被迫应对各种挑战。 《法义》的对话看起来更从容不迫、悠闲自在。尽管天气炎热，路途遥远，且三人都上了年纪，但雅典异乡人庆幸沿途有休憩之地，“高高的树下有阴凉”，可以不时歇歇脚；*主要的是，他们可以用“言语相互激励”，而“轻松”走完全程（625b）。对此，克勒尼阿斯深表赞同，他补充说，“我们沿途走下去，异乡人噢，有丛丛柏树，高得惊人，美得出奇，还有片片绿茵可供我们休息，消磨时光”（625c）。。严肃话题的讨论在怡然自得的漫步中展开，他们平心静气（?θυμο?），娓娓道来，有如和风细雨。三位老人的谈话不像苏格拉底与年轻人的对话那样剑拔弩张，因为他们不是下降到城邦的洞穴中，而是上升到*高神宙斯的洞府——往“高”处、“美”的圣地走，在神圣肃穆的古柏树下寻找阴凉，缓解旅途的辛劳。 从对天气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对话发生在炎热的夏日，但开场还没有向我们明确提到具体在哪一天。直到第三卷我们才获知是在夏至，在“神将夏天转为（τρεπομ?νου）冬天的这一天”（683c5）。夏至是白昼*长夜晚*短的一天，太阳直射*厉害、阳气*盛，虽不是*热的一天，却也闷热无比。柏拉图将对话设在这一天绝非无意为之。夏至太阳的炙烤，加上道路的崎岖，旅途的漫长，这对日趋衰弱的老人们无疑是巨大的考验。为了抵达宙斯的神社，他们必须克服身体、年龄的障碍，并克服自然气候的严酷。雅典异乡人的谈话使他们恢复了年轻活力（657d5，907c5），无异于克服这些障碍的“阴凉”：通过引入言辞中的会饮，雅典异乡人振奋了其他两位老人，激起他们浓厚的谈兴，使他们敢于言谈，也乐于倾听。在卷四，雅典异乡人提到，他们从黎明时分开始讨论，现在已是正午（722c7）。从篇幅来看，这场关于法律的对话持续了一天一夜。我们不知道三位老人在这一整天中有没有吃喝（他们肯定没有睡），对话只是提到他们在正午的时候歇了歇脚。关于法律的谈论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这是否意味着，法律陪伴了人一生一世，人的生生死死都要打上法律的印记。 在白昼*长的夏至日谈论*重要的人类事务（政制和礼法），这相当于表明，要用*清醒的头脑去对待人类事务。雅典异乡人甚至建议，让*优秀的人组成“夜间议事会”，在黎明之前处理*重大的城邦事务——对治邦者来说，夜晚也要保持清醒。在沃格林看来，夏至的太阳是个重要的象征。夏至不仅意味着季节的转变，而且是转折点（turning point）的象征。墨吉罗斯提到夏至的地方就是对话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在探讨过“政制的起源”后，雅典异乡人提议，应“从头讨论”“什么曾高贵和不高贵地建立，哪种法律保存了被保存的事物，哪种法律毁灭了遭毁灭的事物，以及什么样的变化会使城邦幸福”（683b）。对此，墨吉罗斯表示，若能更好地再次探究立法，他宁愿“长途跋涉”，而且对他来说，白昼*长的这一天看起来也会变得更短。“第二次起航”——推倒重来，重新进行讨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话的典型特征。 雅典异乡人要重新探究何为高贵和不高贵，保存或毁灭城邦的法律，以及城邦的幸福之路，这是个意义非凡的转折。这表明，必须有别于惯常的理解，重新理解这一切。随后不久，雅典异乡人便将这一转向带入了新城邦（殖民地）的建设中。在他提到“正午”的地方（722c7），在夏至的太阳*炙热的时候，他谈到了“法律序曲”（προο?μια ν?μων），这也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雅典异乡人认为，法律不应该只有强迫性的命令，而且要在前面附上巧妙编织的劝谕性言辞（序曲），好让人更容易信服法律，接受命令，并从中学到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双重性的法律还具有教育作用，而非只有约束作用。引入法律序曲，对于立法是个重大的变革。从后文我们还了解到，选举*好的法官也是在夏至日，这种法官是看起来“*好的人”，他们将承诺作出“*好和*虔诚的判决”（767d）。柏拉图将夏至这一富有转折意味的戏剧要素融入了对话本身的结构中：雅典异乡人指出，处于暮年的“我们”，应该把完善法律的任务交给比他们年轻的人，培养他们成为立法者和法律维护者（770a）。在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夏至，年老的立法者把完善法律、培养好人的精神传递给了年轻的立法者，并选出了*好的法官。这一转折意味着宙斯（神）统治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我们不知道三位老人在夏至前往圣地的目的究竟何在，是否为了参加跟宙斯有关的节日。总之，他们的交谈取代了宙斯神社的相关活动——恰如《王制》中苏格拉底与年轻人的对话取代了观看节日的比赛。什么样的谈话如此引人入胜，以致三位老人不畏艰辛，并一直逗留在旅途上，而不急于赶往目的地？是类似于米诺斯与宙斯的交谈吗？根据《米诺斯》中苏格拉底的解释，米诺斯定期与宙斯相会、交谈，是为了向宙斯学习、求教，宙斯通过讨论对米诺斯“进行德性教育”（παιδε?? ε?? ?ρετ?ν），米诺斯由此制定的法律使民人们获得了“永世的幸福”（《米诺斯》320b）。在随后的对话中，雅典异乡人也屡屡关注“德性教育”的问题，可以说，“德性教育”是整篇对话的一个核心议题。只不过，进行德性教育的不再是宙斯，而是雅典异乡人这位立法哲人，他似乎取代了宙斯的位置。